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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China網訊】中國公益事業(yè)需要的不是金錢，而是一場理念更新的頭腦風暴。厘清疑問，走出公益誤區(qū)，最需要的是理念上的創(chuàng)新。超越感恩和回報這個層面，超越個人色彩這個維度，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公益如何創(chuàng)新

2014年最令人矚目的新聞事件之一，當屬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成功掛牌。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在財富方面創(chuàng)造了兩個紀錄：一是馬云迅速接過中國內地首富的桂冠;另一個是，馬云的公益信托基金將超過20億美元的規(guī)模，這一數(shù)字將馬云送入世界知名慈善家之列。馬云有關公益的一舉一動，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美國19世紀末最知名的企業(yè)家和慈善家安德魯•卡內基這句話經常被人掛在嘴邊。

和卡內基同時代、全球最富有的人約翰•洛克菲勒，也曾因為自己捐錢的速度無法趕上收入增長的速度而倍感沮喪。洛克菲勒一直以私人捐贈為樂趣，涉及慈善的事大都親力親為。但是他面對的各種請求壓得他苦不堪言。曾經僅僅一艘輪船就從歐洲給他帶來5000多封乞求救助的信件。一個月之內，他曾經收到多達5萬封信件。他在1886年時說：“我不會隨便給人一點點好處，除非我能完全保證這是我花這筆錢的最好方式。”這句話不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聽上去都有點刺耳，但是話糙理不糙，隱藏在這句話背后的真相是：草率花錢是慈善的業(yè)余水平。

從無到有，中國的公益事業(yè)正在步入一個令人向往的成長期。但是，中國的公益事業(yè)最需要的不是金錢，而是一場理念更新的頭腦風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公益?做公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公益是否應該考慮效率?在公益介入的過程中，受助者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從根本上厘清這些疑問，走出公益的誤區(qū)，我們最需要的是理念上的創(chuàng)新。

從范疇來看，公益的內容比我們想象的要豐富。從做法來說，公益應該講求效率并且應該用商業(yè)的模式來做公益。從結果上說，公益應該強調受助者的參與和責任。否則，這樣的公益是有害的。

公益需要的是愛心和智慧的結合，缺一則不成其為真正的公益。愛心點燃了公益的火把，智慧可以讓這個火把持續(xù)地燃燒。愛心讓我們在公益這條道路上走得更遠，智慧讓我們在這條路上走得更快。

公益范疇比想象的要豐富

要說清楚公益的范疇，最具啟發(fā)意義的人物便是美國19世紀末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從某種意義上說，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史，是美國慈善歷史的一個縮影。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最富盛名的大學之一，迄今已有89位諾貝爾獎得主在此工作或學習。不太為人所知的是，這所大學是由洛克菲勒于1890年捐資創(chuàng)辦的。在建校五周年的慶祝活動上，洛克菲勒在一個巨型帳篷里對現(xiàn)場的1500多人說：“這是我一生中最明智的投資。”

和很多超級富豪一樣，洛克菲勒也是花了幾年的時間，才學會用一種系統(tǒng)、科學而又同他的財富規(guī)模相稱的方式捐錢。對這位商界巨子而言，最沒有想象力的花錢方式就是把錢直接交給別人，而不是用來探索人類苦難的根源。“如果錢不是施舍給乞丐，而是用來研究產生乞丐的根源，那么，一些更有深度、廣度和價值的事情就會得以實現(xiàn)。”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與絕大多數(shù)慈善家不同的是，洛克菲勒的公益行為更多地致力于促進知識創(chuàng)造，超越感恩和回報這個層面，超越個人色彩這個維度，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19世紀后期的美國，和今天的中國一樣，許多富豪熱衷于向學校和博物館捐款。比如，靠鐵路發(fā)家的約翰•霍普金斯和利蘭•斯坦福，先后創(chuàng)辦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學，紐約的卡內基音樂廳、匹茲堡的卡內基大學和遍布世界的卡內基圖書館，讓卡內基這位鋼鐵大王的名字流傳至今。但是，洛克菲勒沒有讓自己的名字掛在芝加哥大學的墻上。他不允許大學里的任何建筑帶有他的名字，洛克菲勒紀念教堂也是在他故去之后才命名的。

洛克菲勒不贊成分散地搞捐贈，而是慷慨資助那些在研究上能產生廣泛影響的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是美國醫(yī)學研究、醫(yī)學教育和公共衛(wèi)生的主要贊助者。洛克菲勒本人也成為歷史上向醫(yī)學界捐助最多的人。在他一生所捐贈的5.3億美元中，有4.5億美元直接或者間接地投向了醫(yī)學。在推動美國醫(yī)學水平上升至世界領先地位的過程中，洛克菲勒基金會發(fā)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國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受益者，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成立中國醫(yī)學委員會，1921年建立了北京協(xié)和醫(yī)科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向中國捐贈的資金僅次于美國。

2000年，比爾•蓋茨和夫人梅林達創(chuàng)辦了全球規(guī)模最大的慈善基金會——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該基金會贊助的一個重點領域是醫(yī)學，有關研究計劃體現(xiàn)了軟件工程師追求細節(jié)的特點：比如為孕婦注射疫苗以降低新生兒死亡率，研發(fā)高收益、抗病蟲害的雜交香蕉品種等等。

蓋茨基金會的“探索大挑戰(zhàn)”，自2008年啟動以來，已經為全球60多個國家超過1070個獲獎者提供了超過1億美元的資助。在過去六年中，共有16份來自中國的創(chuàng)新提案獲獎。該項目致力于資助那些可以解決全球健康與發(fā)展瓶頸問題的創(chuàng)新項目。

縱觀慈善的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慈善的內容正在從低級過渡到高級、從原始進化到文明、從簡單演變到復雜，從一開始的接濟和救助變得更加寬泛和豐富。中國的慈善步伐也絲毫不落后。比如，馬云的公益基金將致力于污染治理和中國醫(yī)療事業(yè)的發(fā)展。每個季度，阿里巴巴的高管們會專門拿出一天的時間來討論水和樹的保護。在中國香港，億萬富豪香港富商陳啟宗的家族慈善基金“晨興基金會”于今年9月向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捐贈3.5億美元，創(chuàng)下了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額最大的單筆捐贈。

但是，這還不是公益的全部定義。公益的范疇比我們的理解要寬泛得多。只要是社會問題，都屬于公益的范疇。比如洛克菲勒家族還做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捐資修建了紐約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MOMA。提高人們的審美趣味，讓人們看到美、欣賞美、傳播美，這是更高層次的公益。

借鑒商業(yè)模式做公益

羅賓漢基金會是目前紐約最大的、致力于與貧困做斗爭的公益機構。董事會承諾將每一位捐助者的捐款100%地投放給資助項目。去年，羅賓漢基金會向紐約市超過210個對抗貧困的項目投放1320萬美元。

在羅賓漢資助的住房項目中，有92%的受助者再也沒有回到過去的庇護所。羅賓漢資助的教育項目將通過GED考試(美國高中畢業(yè)證書)的幾率增加75%。羅賓漢的職場訓練項目比其他機構的效率高出一倍。同其他城市的項目相比，參加羅賓漢項目的人可以獲得更高的薪資和工作留用率。一般的公益機構，每年的公益晚會平均可以籌集300萬-500萬美元的善款，但是去年，羅賓漢基金會僅一個晚上便籌集高達5700萬美元的善款，前來捧場的不乏政界和演藝界的名流要人。

為什么這家公益基金會能如此大放異彩?為什么它能保持如此驕人的公益紀錄?

答案是這家基金會有一套特有的項目評估方法：絕對貨幣化(Relentless Monetization，簡稱RM)。這個名字聽上去有點學術化，這與羅賓漢基金會的創(chuàng)始人及主要資助者的專業(yè)背景有關系。他們大都來自對沖基金和金融機構，許多人是受過專業(yè)訓練、沉迷于數(shù)學模型的“寬客”(Quants)。

1988年創(chuàng)立之初，羅賓漢基金會就誓言將“投資原則”應用于公益事業(yè)。董事會成員們堅持的理念是，將他們投資于公益的每一分錢，都像他們投資于對沖基金一樣有效。董事會引入了一位經濟學家、畢業(yè)于MIT的邁克爾•溫斯坦(Michael Weinstein)出任基金會的首席項目官(Chief Program Officer)。邁克爾開發(fā)出這套嚴格的評估體系RM，目的是幫助資助人做出最劃算、最高明的公益決定。

把投資原則和公益弄到一塊兒，那怎么可能?!這是朱睿教授在商學院講授公益課的時候，遇到的最常見的反詰。的確如此，將程式化、數(shù)量化和結果導向的投資戰(zhàn)略，與講求愛心、講求奉獻的公益訴求結合在一起，猛然一聽，有點讓人抓狂。即便在羅賓漢基金會，這一努力一開始也遇到了重重阻力。但是這些阻力并沒有讓他們知難而退。原因很簡單，羅賓漢基金會的創(chuàng)始人保羅•都鐸•瓊斯(Paul Tudor Jones)有過一個慘痛的、為期五年的教訓。

保羅是美國著名的投資人。26歲時，他創(chuàng)立了私人資產管理公司和對沖基金都鐸投資公司。在2014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他以43億美元的身價位居全美第108位和全球的第345位。

上大學的時候，保羅還是拳擊冠軍。20多歲的時候，他曾經申請就讀哈佛商學院，雖然拿到了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卻最終沒有成行。因為在打點好了行李準備出發(fā)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我現(xiàn)在擁有的這些本事是商學院不可能教給我的”。

在美國投資界，保羅是個有傳奇經歷的操盤手。在中國，他的投資理念和驕人戰(zhàn)績也為不少投資人津津樂道。保羅和妻子曾經資助一所小學的一個班級，兩人在這些孩子身上花費了不少金錢、時間和精力。比如，每年寒暑假他們都帶這個班的學生參加夏令營和冬令營。下雪天，他們還會給孩子們送去免費的晚餐。論金錢，夫婦倆的投入不可謂不多，論愛心，兩人的付出也不可謂不真。五年之后，當這個班級的畢業(yè)成績擺在兩人面前的時候，他們無語了：這個班級并不比其他沒有人領養(yǎng)的班級更出色。

這讓保羅反思：我有如此豐富的經驗和能力，為什么我做公益的效果反而不明顯呢?

保羅想明白了一個道理：做公益跟做企業(yè)一樣，公益需要的不僅僅是一顆火熱的心，公益更需要專業(yè)的技能和實業(yè)化的管理。這個理念也成為羅賓漢基金會的安身立命之本。

對所有已經投身或者即將投身公益事業(yè)的人們來說，有一點務必牢記：我們身處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慈善家或者資助者不可能資助每一個行善事的項目，他們必須做出取舍。

怎樣取舍呢?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應該選擇那些把每一分錢都用到極致的項目。否則，錢就被白白浪費了。對那些苦苦等待救助的社會需求來說，這種浪費是一種無法原諒的錯誤。

公益機構最大的特點是非營利性。非營利意味著賠錢，但是賠錢并不必然等同于浪費和低效率。換句話說，正是因為非營利，才更應該有效率，更應該讓公益的每一分錢都獲得最高的社會回報。

要讓給予變得有聰明，要讓非營利機構變得有效率，要讓慈善變得更公平，其實，我們有現(xiàn)成的方法可資借鑒，這種方法恰恰來自于已經在幾百年的演化過程中變得極為成熟的營利性機構。

對營利性機構而言，衡量其成功與否有一個天然的尺度：投資回報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而困擾公益機構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沒有一個可以將不同的公益效果進行測算和比較的天然尺度。

比如，舉個環(huán)保方面的例子，是應該把錢放在建設生態(tài)廁所上還是用于治理霧霾?在教育方面，是應該把錢用來資助在廣大農村開展白內障復明手術還是幫助貧困地區(qū)的學生改善飲食標準，是捐建鄉(xiāng)村小學圖書室還是募集資金用于購買腦癱兒童輪椅?羅賓漢基金會的評估方法RM，就是找到了一個類似“投資回報率”的指標，即公益回報與投資成本之比。這種測量公益效果的方法讓不同公益項目之間的比較不僅變得可行而且清晰有據。

RM的核心思想是將不可類比的公益回報貨幣化。這種方法最獨特的貢獻是將貨幣價值賦予公益效果，從而將對公益效果的評價轉化為對其貨幣價值的比較。不管你是捐助者、非營利機構、政府官員、立法部門、政策專家或者任何從事公益項目的人，這種方法都可以提供一種可靠、透明的答案。

每年，大約有5%-10%的公益機構在第二年得不到羅賓漢基金會的資助。并不是因為這些機構做的事情不重要、不偉大，并不是說他們愛心不夠多，而是因為這些項目沒有達到預期設計的目標。在很多人看來，這種做法和慈善的本質背道而馳，而且非常殘忍。但是對捐資人來說，這是最有效率的公益，是最公平的做法，是社會效益最大化的選擇。

在商學院，每當朱睿教授講完保羅的故事，課堂里都非常安靜。朱睿教授想那些志在投身中國公益事業(yè)的同學們已經明白，他們心中的問題不再是是否去做，而是如何將每一個項目的評估公式化和數(shù)量化。毫無疑問，這個做法確實是有難度，但不是不可為。朱睿教授堅信用商業(yè)模式做公益，一定是中國公益事業(yè)未來的方向。如果這套創(chuàng)新的理念和方法不能在中國落地生根，中國的公益事業(yè)就不算成熟和理性。

讓受助者獨立

在《洛克菲勒傳》中，洛克菲勒說過一句話讓朱睿教授深受震動：如果不能讓受益者獨立，慈善是有害的(Charity is injurious unless it helps the recipient to become independent of it)。這個理念，對投身公益事業(yè)的人士來說，應該貫穿公益行動的始終。

也就是說，金錢的額度和愛心的真誠固然令人尊敬，但是我們救助受助者的最終目的是幫助他們獨立起來，不再需要我們的幫助，這才是公益最大的成功。如果救助者離開我們的幫助還不能獨立，這樣的公益不僅有害，對救助者來說，也是一種失敗。

斯坦福發(fā)展中經濟體創(chuàng)新研究院(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Economies，簡稱SEED)的做法就與眾不同，他們通過創(chuàng)新的方式來做公益，讓受助者變得獨立。實際上，創(chuàng)新不應該是企業(yè)競爭的專利，社會組織也應該通過創(chuàng)新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去年6月在非洲加納，30多位當?shù)氐膭?chuàng)業(yè)者接受了SEED的培訓。他們的企業(yè)規(guī)模在15萬美元左右，但仍有增長的潛力。這些培訓旨在幫助當?shù)仄髽I(yè)家戰(zhàn)勝非常迫切的挑戰(zhàn)，比如如何吸引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學習的內容包括硅谷的熱門課程：設計思維、供應鏈管理等等。培訓的講師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校友和志愿者。講師們和企業(yè)家一道展開工作，幫助他們獲得融資，甚至細致到招募合適的團隊。這些企業(yè)慢慢地越做越好，變得更具競爭力之后，企業(yè)家可以去扶植當?shù)仄渌娜狈涷灥膭?chuàng)業(yè)者。

SEED的想法是，在與貧困斗爭的過程中，增加就業(yè)機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私人企業(yè)在創(chuàng)造和擴大就業(yè)這方面扮演了非常高效的角色。通過孵化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幫助有一定規(guī)模的當?shù)仄髽I(yè)更具規(guī)模，可以讓更多的人擺脫貧困，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

位于美國硅谷的斯坦福大學，一直被視為新創(chuàng)企業(yè)的孵化器，對硅谷的興盛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將這方面的經驗運用于全球貧困落后地區(qū)的私人企業(yè)，就顯得格外有意義。真正的社會公益不應該是簡簡單單地投一筆錢，而應該通過搭建一個平臺、形成一個機制，以最少的投入實現(xiàn)最大的效益。有趣的是，SEED的贊助人、斯坦福校友羅伯特•金是百度的早期投資人，這筆投資給他帶來豐厚的回報。

讓愛心歸愛心，讓公益歸公益，讓效率成為最大的公平。要真正做到和西方一樣成熟，中國的公益事業(yè)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讓我們從起點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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