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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珍:疫情將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學術光華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2020-07-06 17:22 瀏覽量: 2122
?智能總結

流行性傳染病是現代社會面臨的重要挑戰(zhàn)之一,容易引發(fā)信息不確定性與恐慌情緒,還可能波及全球,需要人們跨區(qū)域合作應對。過往疫情研究可以給我們哪些重要啟示?又有哪些方向值得進一步探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

流行性傳染病是現代社會面臨的重要挑戰(zhàn)之一,容易引發(fā)信息不確定性與恐慌情緒,還可能波及全球,需要人們跨區(qū)域合作應對。過往疫情研究可以給我們哪些重要啟示?又有哪些方向值得進一步探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玉珍、博士生王陳豪基于已有罕見災難研究成果,從學術角度分析了疫情如何影響人們的信念與行為,并提出了政策建議。這項研究原文標題為《行為視角下的疫情分析:成因、影響與對策綜述》,發(fā)表于《金融研究》2020年第6期?!督鹑谘芯俊穭?chuàng)刊于1958年,是國內經濟學領域頂級的學術刊物。

本文從流行性傳染病特征和醫(yī)學傳染病模型出發(fā),對影響疫情的非理性因素、疫情的直接與間接結果進行文獻綜述,分析極端事件中的反應不足與過度反應。在成因上,梳理了不完全信息貝葉斯學習和顯著性理論等決策行為假說,來理解人們行為背后的信息處理機制和情感作用渠道。在結果上,疫情及有關政策對經濟金融活動的直接影響尚缺準確評估,恐慌情緒與羊群行為、社會信任危機、風險態(tài)度轉變及異質性信念等疫情間接結果也有待深入研究。最后,基于已有文獻和疫情行為分析,對未來學術研究及政策管理提供思路和建議。

閱讀本文,你將了解:

? 人們是如何成為謠言的“俘虜”,并影響疫情發(fā)展的

? 搶購衛(wèi)生紙等非理性行為背后的重要決策機制? 疫情對人類社會的直間接影響及應對思路

01

SEIR模型——醫(yī)學傳染模型應用于謠言傳播

為分析流行性傳染病的傳播動力學及各類行為對其造成的影響,本文引入醫(yī)學SEIR模型。該模型被醫(yī)學界廣泛應用于SARS、COVDI-19等疫情的預測過程中。相比之下,傳統(tǒng)經濟學文獻主要利用線性模型估計疫情及其影響,易與實際情況形成較大差異。通常,SEIR模型的構建方式如下:假定社會中共有????(???? + ???? + ???? + ???? + ????)個人,易感者S接觸到感染者I或潛伏者E后,分別按照????1和????2的概率轉換為潛伏者E,潛伏者E每日以????的概率轉化為感染者I,感染者I每日以????的概率轉變?yōu)榭祻驼逺,此外,潛伏者E和感染者I每日接觸的易感者人數分別為????1和????2。

人們都是故事的俘虜。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席勒提出,敘事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們對通俗敘事的思考,經濟事件本質上是由過度簡化和容易傳播的敘事變體傳染性的傳播所驅動的。

鑒于網絡謠言傳播與傳染病傳播的相似性,醫(yī)學傳染病模型同樣適用于模擬謠言和恐慌情緒的傳播過程。可將“疾病傳染概率”引用為謠言傳播過程中人們獲知并傳播謠言的概率,并加入對“獲知謠言但未采取決策行為的人群(即潛伏者E)”的考慮。已有研究發(fā)現謠言、恐慌情緒在社交網絡中的傳播與流行性傳染病非常相似,同樣依賴于行動者和恐慌者可接觸人數、相關部門辟謠和真相傳播速度等因素,若不加管控,謠言會在短期內引發(fā)恐慌情緒,帶來羊群行為的高峰。

02

影響疫情的非理性因素

流行性傳染病的特征不僅加大了識別的困難度與傳染的可能性,還帶來了高度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由此引發(fā)的恐慌情緒和行為反應對社會和經濟造成的影響不亞于疫情本身。那么,不確定性和恐慌是如何引發(fā)人們的非理性行為的呢?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首先引入不完全信息貝葉斯學習模型和顯著性理論,從信息處理和情感因素兩個角度來分析人們在高度不確定性下的行為模式,然后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出發(fā),探討文化對居民行為的影響。

(一)不完全信息貝葉斯學習模型

根據不完全信息貝葉斯學習模型,模糊信息對個體信念的影響微弱。可得性偏差的存在,使得事件曝光程度及畫面感、相關過往記憶和專家判斷等因素都會影響人們對事件發(fā)生概率的判斷。但在疫情初期,往往受醫(yī)學研究、技術水平等因素限制,醫(yī)療部門和媒體部門難以立刻傳遞準確信息,而不完全信息貝葉斯模型顯示,新信息的波動性越大,對個體后驗預期的影響越小。因此,可得性偏誤使人們難以及時反應,傾向于維持原狀。

(二)顯著性理論

顯著性理論認為人們對信息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其顯著部分,弱化其余信息的作用。疫情下,恐慌情緒影響了人們的合理決策能力,既進一步放大顯著信息的作用,也使得人們更加關注負面信息,最終引發(fā)過度反應。

(三)地域文化

不同文化背景下,居民行為存在顯著差異,對病毒傳播具有重要影響,也對疫情管理工作提出了差異化要求。以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為例,集體主義文化注重整體利益,提倡奉獻和社會穩(wěn)定,而個人主義文化主張個人利益,追求自由和個人成就。疫情期間,集體主義文化地區(qū)居民表現出了更好組織性,使得疫情得到及時有效的管控。個人主義文化地區(qū)居民則面臨較高的道德風險,個人的瞞報誤報和風險輕視導致他人健康風險增加,甚至連累他人被迫隔離。

03

疫情的直接與間接影響

疫情可能因客觀因素直接影響經濟金融活動,也可能因決策主體的理性或非理性反應形成間接沖擊。在已有文獻中,直接影響被定義為不通過其它因素產生的結果,間接影響則描述了變量通過中介渠道產生的作用。學者估計直接影響的方式較為一致,通常假定或控制其它因素不變,然后觀測理論或實證模型中自變量與因變量的關系。而估計間接影響的方式繁多,主要包括比較直接影響與整體影響差異、分析未受直接影響的鄰近地區(qū)樣本和分組考察過往經歷對當下行為的作用等。本文依據上述對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的討論,結構化綜述研究疫情影響的文獻,分析了疫情在經濟金融方面的直接影響,以及通過恐慌情緒、社會信任、風險態(tài)度和異質性信念引發(fā)的間接影響。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相應思考和建議:

1.通過信息披露引導個體形成正確信念,面對存在重大尾部風險的小概率事件,應格外注重早期結論的準確性,謹防現存狀態(tài)偏誤、過度自信和可得性偏誤等行為偏誤對早期判斷的影響,及時準確公布災情信息,降低謠言等模糊性較高信息對民眾的影響。

2.從信息處理著手,應對有意的羊群行為。信息的準確性與先后順序、個體的初始信念和先驗期望等因素都會對其后驗期望造成重要影響。

3.從情感因素出發(fā),減少無意的羊群行為。首先是參考點調整,例如普及以往疾病進程信息,有利于民眾將現有疫情的參考點從正常生活時期、春節(jié)時期調整至疫情時期,在增加民眾對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與配合的同時削弱恐慌情緒。其次是樹立正面形象,樹立正面形象是轉移注意力、恢復信心的有效方式。

4.關注情感經歷對個體風險偏好的長短期影響。需關注悲觀情緒下風險厭惡的抬升,防止風險厭惡情緒影響正常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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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玉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系教授, 研究專長為行為金融學,證券市場與投資學。

曾榮獲國際多個學術論文研討會最佳論文獎, 并曾獲得美國財務年會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AFA)Travel Grant, 擔任國際多個重要期刊的評審委員。過去十年來深入參與臺灣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證券交易所、證券柜臺買賣中心、臺灣期貨交易所、證券暨市場發(fā)展基金會、集保公司與證券商業(yè)同業(yè)公會等的市場規(guī)劃與相關制度設計。

· 榮獲第二屆中國金融研究杰出貢獻獎(2016)

· 在國際頂尖期刊和著名期刊上共發(fā)表了50余篇論文。

· 多次受邀作為國內外會議的主題演講嘉賓。

· 論文被美國會計師協會文摘、美國商業(yè)周刊,經濟學人雜志,彭博商業(yè)周刊以及著名的百科全書搜索引擎Investopedia和 Forbes(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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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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