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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重視早期人力資本 中國將一舉多得

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
2023-03-08 19:25 瀏覽量: 3550
?智能總結

202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第七屆國家發(fā)展論壇舉辦,中石油國家高端智庫研究中心聯(lián)合主辦。論壇特邀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fā)表視頻演講,并與國發(fā)院教授在線對話。

2022年12月1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第七屆國家發(fā)展論壇舉辦,中石油國家高端智庫研究中心聯(lián)合主辦。論壇特邀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fā)表視頻演講,并與國發(fā)院教授在線對話。

本文根據(jù)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教授的英文演講整理,未經本人確認。

我今天講的主題是——通過提升勞動者的技能,促進中國社會的流動性。

我們都知道,中國目前面臨不少挑戰(zhàn),其中很突出的一點是中國正在邁入老齡化社會,養(yǎng)老負擔越發(fā)沉重,年齡金字塔已經倒過來。為了更好地應對這一挑戰(zhàn),中國可以著重培養(yǎng)一批具備專業(yè)技能的勞動力人口。隨著中國年輕人口的更加短缺,多培養(yǎng)一些技能人才既可以補充勞動力,又能使全體勞動力的技能上升。一支更加訓練有素的勞動力隊伍,除了能補充中國在未來數(shù)年內數(shù)量逐漸減少的勞動人口,還能提高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

同時,中國的發(fā)展還伴隨著很多問題,比如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當我們談到“技能”這一概念時,有一個非常突出的不平衡現(xiàn)象就是農村地區(qū)的高中畢業(yè)率,特別是大學畢業(yè)率和入學率過低,與城市地區(qū)無法相提并論,且農村人口占中國人口的很大比例。認識到這些巨大的差異非常重要。

中國農村地區(qū)存在這種不平衡現(xiàn)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人口外流。農村人口向東部遷移,進入工廠,他們受教育程度較低,屬于廉價勞動力。這樣的人口流動為中國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機會,但也導致了留守兒童問題。數(shù)據(jù)顯示,全中國超過三分之一的兒童沒有與父母雙方共同生活。相關研究表明,這會極大地妨礙兒童走向成功,并影響其技能水平。中國共有約一億名兒童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人口遷移的影響,這給中國的發(fā)展帶來了難題?,F(xiàn)存的一些政策,例如戶口政策,在不經意間為中國兒童學習技能制造了障礙。

技能培養(yǎng)十分重要,而且宜早不宜遲

現(xiàn)在的難點在于,中國應當如何制訂合適的政策,以應對技術型人才短缺的挑戰(zhàn)。這就是我今天主要想討論的問題——什么樣的技能培養(yǎng)政策最為合理?我想談談技能習得與培養(yǎng),并思考全面的技能培養(yǎng)方式應該是什么?基于技能的政策能帶來什么好處?

培養(yǎng)技能就是為人們賦能,提升人力資本,使他們有能力解決貧困、不平等和社會流動帶來的諸多難題。

與二十年前相比,我們對技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F(xiàn)在我們知道,社會經濟群體之間的技能差距很早就出現(xiàn)了,而且技能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政策可以通過精心選擇的干預措施,縮小技能差距。

來自美國的數(shù)據(jù)顯示,在18歲時,家境富裕的青少年群體,其考試成績遠遠高于那些家境不太富裕、父母甚至沒有高中文憑的青少年。事實上,這些差距很早就出現(xiàn)了,早在兒童三歲左右,我們就能較為精準地測量出這些差距。我們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們關于技能差距的知識,制定出能夠消除人力資本差距的最佳政策。

我有兩個重要的觀察結果,對于我們思考中國的技能問題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技能評價維度的多樣性應當?shù)玫街匾?。由經合組織(OECD)組織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從2000年開始實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60多個國家都在積極參與,有的國家比如新加坡則關注智商測試成績。但是,兒童的人生能否獲得成功,評價的維度應該多種多樣,我們應當重視評價維度的多樣性。PISA和智商測試成績只是評價維度之一,絕非唯一維度。

2. 我們還需要認識到,人生的早期階段在個人技能形成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因為技能差距在年齡很小時就有所顯現(xiàn)。之所以如此,因為天賦遺傳并非唯一的影響,甚至并非主因。社會政策才是主因。

既然知道技能差距很早就出現(xiàn)了,我們要如何利用這一認知呢?難道是車到山前才修路嗎?英語有句諺語,只有吱吱響的輪子才能被上油(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難道我們應該一門心思只關注已知問題嗎?其實,對技能差距問題的早期干預十分重要。而且早期干預是否有效,取決于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前發(fā)現(xiàn)并避免問題。

關于早期針對性地提升技能的效果,新西蘭最近進行了一項卓越研究,其結果與世界其他一些類似研究得到的結果相符,即80%的社會問題通常源于人口中的20%。這就是所謂的帕累托法則,它不同于經濟學領域的帕累托法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帕累托法則。根據(jù)研究數(shù)據(jù),絕大部分社會問題,如福利救濟、吸煙、肥胖、犯罪、處方用藥和住院等問題,都與22%的人群有關。有關這些問題和未來問題的可靠指標,早在兒童五歲時就已經顯現(xiàn)。因此,我們可以盡早評估辨別出這部分人,然后在他們人生的早期階段就采取針對性干預措施。

我們對技能發(fā)展有多少了解呢?至少在西方國家,大約50%的終生收入不平等現(xiàn)象,其根源在18歲時就已初見端倪。但正如我之前所說,技能并不局限于多年的學校教育,也不局限于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或智商測試,性格和個性技能(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skills)的重要性應當?shù)玫街匾?。?zhí)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這個概念很多人熟悉,指的是做出明智決定的能力,把握自己人生并明智地思考前進方向的能力。認知能力很重要,但動機、自控、自尊等其他因素也極其重要。我們往往會忽略這些因素,盡管最近經合組織開始通過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衡量青少年的這些因素。

了解一個人的社會與情感技能,可以有效對這個人未來可能的犯罪行為、收入、健康狀況、公民參與度、生育、信任和能動性等方面做出預測。然而,人們常常只關注學習成績或者考試分數(shù),而忽視社會與情感技能。這些技能都有很強的可塑性,我們可以盡早采取合適的干預措施。

兒童時期是培養(yǎng)人力資本的寶貴窗口期

接下來,我們要如何培養(yǎng)這些技能?

大多數(shù)人將技能培養(yǎng)等同于學校教育,非也。舉個例子,我們做過一項研究,找來兩組兒童,一組來自貧困家庭,另一組則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知識分子家庭中的兒童每小時聽到的詞匯量是另一組貧困家庭兒童的三到四倍。不僅如此,知識分子家庭的氛圍也屬于“肯定型”,而非貧窮家庭的“禁令型”。最終,兩組兒童在年滿三歲時所掌握的詞匯量開始呈現(xiàn)出巨大差異。其他一些類似的調查,通過了解家長給兒童讀書的情況,兒童在家中獲得知識的方式等,也得出同樣的結論——家庭環(huán)境對于技能的形成影響深遠。

為什么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農村,家庭育兒環(huán)境并不理想,農村地區(qū)家長在育兒中的參與度低于城市地區(qū)。

當思考“兒童貧困”這個問題時,我們應認識到,這不僅僅事關金錢,更包括家長為鼓勵和激發(fā)孩子而采取的措施。

關于技能的動態(tài)形成過程背后的科學原理,存在兩種觀點:

第一個是靜態(tài)互補,能力更強的人帶來的回報和邊際產量更高,學習到的知識也更多。這是事實。許多人會說,這就意味著我們只應投資能力強的高中生和大學生。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因為還有第二個觀點——動態(tài)互補。如果我們現(xiàn)在針對弱勢兒童進行投資,日后將獲得更高的回報。

動態(tài)互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

從靜態(tài)互補的角度看,目的明確、積極主動、善于動腦的人群是最佳投資對象。但事實上,這些動力可以被激發(fā),這些技能也可以被培養(yǎng)。這是我們研究得出的新發(fā)現(xiàn)。

多種研究一致得出的結論是:技能產生技能(skills beget skills)。方方面面的技能,包括社交、情感、健康和認知等會相互作用,并有助于開發(fā)新技能,并營造培養(yǎng)更高效技能的新環(huán)境。因此,如果審視每單位投資所帶來的邊際產量,就會發(fā)現(xiàn),如果我們從兒童的早期階段開始投資,成效更顯著。

這一點很容易被誤讀。盡管我認為早期投資帶來的回報或邊際產量很高,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只能在早期進行投資。其真正含義是,在兒童成長的早期階段進行投資,后期帶來的回報將是最高的。

早期人力資本提升的試驗

關于可行的早期干預措施,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些例證。

我參與過一個非常典型的項目,“佩里學前教育研究計劃”,它推動了美國著名的“開端計劃”及另一項激勵計劃的實施。

“佩里學前教育研究計劃” 主要通過提升兒童的社交和情感技能來發(fā)揮作用,這類技能以前被視為某種人格特質,無法進行人為干預。這一計劃從兒童三歲時開始實施,每天進行兩小時,一共持續(xù)兩年。課程內容是孩子們參與活動,自行制訂計劃,執(zhí)行計劃,最后回顧反思。我們對這些兒童進行了持續(xù)的追蹤調查后發(fā)現(xiàn),每一美元投資的年度回報率約為10%。這是非常高的回報率。

我們追蹤調查的對象并不限于在20世紀60年代參與研究的那些兒童,而且還包括他們的下一代。我們發(fā)現(xiàn),他們下一代的人生也比較成功,這是一種滲透作用和動態(tài)乘數(shù)效應。因為第一代兒童的家庭生活情況在他們的童年時代就得到了改善,而這進一步為他們自己的孩子創(chuàng)造了一個穩(wěn)定的成長環(huán)境。第一代有更大的概率會結婚成家,更有可能獲得比其他父母更高的收入,而父母犯罪入獄的可能性則更低,如此等等。其他一些研究項目也發(fā)現(xiàn)類似的高收益。

另一個研究結果更加震撼人心,那就是這些項目所帶來的健康方面的益處。例如,約五十年前啟動的“初學者計劃”,我們追蹤調查了一些兒童的一生,發(fā)現(xiàn)他們患有高血壓、膽固醇、腹型肥胖、代謝綜合征之類疾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為什么會這樣?我們的項目并沒有醫(yī)療干預措施,而是培養(yǎng)兒童的執(zhí)行功能,也就是兒童的學習能力、自控能力、照顧好自己的能力,以及避免讓自己生病、避免不健康活動和行為的能力等等。如果將健康因素也計算在內,后期的綜合年回報率達到14%左右。這確實是巨大的回報。

這背后的機理是什么?項目的重點是豐富兒童在托兒中心以外的生活,并使父母積極參與育兒,這些就是我們發(fā)現(xiàn)的最核心的影響因素。在“佩里計劃”和“初學者計劃”中,在行為控制及父母子女互動方面,育兒方式都得到了改善。

此外還有社會流動性方面的變化。通常,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存在著緊密關聯(lián)。然而,在我們的項目中,實驗組中幾乎不存在這種關聯(lián),智商與犯罪方面也是如此,不分男性和女性。也就是說,我們的項目打破了簡單的代際依賴。

問題是這種項目適用于中國農村地區(qū)嗎?因為項目的花費不菲,“初學者計劃”每年在每個孩子身上花費2萬美元,過于昂貴。大約八年前,我們在芝加哥召開了一場學術會議,部分與會者來自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我們討論了不同項目的優(yōu)點,最終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項目發(fā)揮作用的原因都能歸結到“育兒”這個因素,也就是讓父母參與到孩子的生活中,不僅僅是在孩子小時候,而且要貫穿孩子的一生。這正是我們需要多加關注的基本要素。

比如,牙買加有一個項目,啟動于20世紀80年代,針對父母的育兒方式進行干預。項目不是直接對兒童施加影響,而是與母親進行交流。項目精心選擇母親教育水平相同的人員進行家訪,指導母親如何與自己的孩子互動。三十年后,與“佩里計劃”和“初學者計劃”同樣,項目的效果在被試兒童30多歲時顯露出了深刻影響。這些兒童在30歲時擁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業(yè)機會、更高的智商分數(shù)、更強的知覺推理能力、更好的心理測量結果、抑郁的情況更少、外向性更低、自覺性更強、專注度更高,并且上大學的可能性更高。原因僅在于童年時代每周和母親在一起待的那一個小時。針對留守兒童及其監(jiān)護人的實驗也是如此。

愛爾蘭也有一個很典型的類似項目,得到的結果與牙買加項目高度相似。我們發(fā)現(xiàn)兒童的能力大幅提升,而且同樣只是每周一小時而已,由和孩子母親具有同等背景的人員上門家訪,其中不涉及任何精英教育,花費也不昂貴。

因此,我們倡導在中國實施這一做法。我一直在和中國發(fā)展研究基金會合作,我們共同打造了一個名為“慧育中國”的項目,借鑒牙買加家訪項目,每周進行家訪,堅持每周對父母和監(jiān)護人進行一個小時的育兒指導。

我們在甘肅進行了實驗,并跟蹤調查。截至目前,我們發(fā)現(xiàn)參與實驗的兒童在四歲左右時的語言、認知技能和精細運動方面的發(fā)展非常樂觀,效果與牙買加項目大致相同。牙買加家訪項目的實驗對象最大的已有34歲,暫定成本收益率為6:1或7:1,我們發(fā)現(xiàn),“慧育中國”項目的增長軌跡與牙買加家訪項目的增長軌跡大致相同。

這有什么好處呢?如我之前所提,在美國實施的計劃每年在每名兒童身上的花費是2萬美元,但牙買加和中國這兩個項目只需要約5%的花費?!盎塾袊表椖亢脱蕾I加家訪項目中,每個孩子所需的費用大致相同,這是按年度折算的固定成本。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干預措施。比如中國也可以考慮學校項目。舉例來說,美國有一所名為“雄心小學”的特許學校,參與項目的兒童中有些來自最貧困的社區(qū)。項目的具體做法是,給每名兒童發(fā)一張票證,中了彩票的兒童會得到一位導師,這位導師會一直陪伴指導孩子,不讓孩子們放棄學業(yè)。結果發(fā)現(xiàn),這些兒童的潛在特質紛紛涌現(xiàn)。

這背后的秘訣是什么?不管是在幼兒期還是后來時期,共同的秘訣都在于指導,或者也可以稱為另一種形式的個性化教學。

小結

我不想給大家留下這樣一種印象,認為只有在幼兒期才能進行有效的干預。這些幼兒期干預項目的效果的確很好,我們可以以此構建一個理論框架,說明早期干預與個人進步或成功的關系。

但是,大量關于青少年的工作告訴我們,在青少年時期進行干預,同樣大有可為。因為青少年的執(zhí)行功能、自控和決策能力正在發(fā)展,如果我們針對這一時期的青少年給予指導和建議,我們將獲得充分的實質性成果。

我今天想傳達的關鍵信息,對于經濟學家來說似乎非常溫和,但事實并非如此。很多地方都有類似的項目,比如德國、哥倫比亞、印度,當然現(xiàn)在還有中國、牙買加和其他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任何形式的指導,不管是對母親的指導,還是對孩子的指導,由導師為家庭教育提供補充,或對兒童提供幫助,都可以產生非常良好的效果。

我們需要認識到,個人發(fā)展是貫穿一生的過程,越早越能給孩子們帶來長期的綜合回報。當然,青春期也有干預的機會。因此我認為,指導是一種根據(jù)年齡調整的育兒方式。

作為總結,我想說明,人力資本是一個動態(tài)形成的過程,早期的干預十分重要。中國存在老齡化、城鄉(xiāng)協(xié)調發(fā)展、共同富裕等很多問題,從兒童時期就抓好技能培養(yǎng),投入人力資本的干預可以一舉多得,對化解很多挑戰(zhàn)都有幫助。

我們應該認識到,人生是一個長期成長的過程,早年的家庭生活對個人一生的發(fā)展都十分重要。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人的技術有高度的多樣性,不只是智商和考試的分數(shù),社會與情感溝通的技能也格外重要,而且技能會派生新的技能,還會提升下一代人的技能,對受干預者的兄弟姐妹及其家庭也都有好處,我們可以稱之為動態(tài)乘數(shù)效應。而所有這些的關鍵所在,就是在早期建立父母或監(jiān)護人與兒童良好的溝通互動模式,減少留守兒童狀況的發(fā)生,期待引起政府和研究者足夠的關注。

編輯:梁萍

(本文轉載自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 ,如有侵權請電話聯(lián)系13810995524)

*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MBAChina立場。采編部郵箱:news@mbachina.com,歡迎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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