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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導讀

1928年底，紅四軍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的帶領下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多次圍攻。并于1929年1月向贛南、閩西進軍開創(chuàng)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奠定了后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基礎。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和革命隊伍的擴大，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加上環(huán)境險惡、戰(zhàn)斗頻繁、生活艱苦，部隊得不到及時的教育和整訓，因此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根據地、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在紅四軍內滋長嚴重，部分小資產階級思想在實行民主制度時產生了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在一些會議中甚至錯誤地歸結毛澤東同志“負有較大責任”。很多問題經歷了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會仍未解決。

紅四軍黨內部出現的各種錯誤思想背后，關鍵是三個核心問題：要不要堅持黨對紅軍的領導、如何實現黨的領導？紅軍向哪里發(fā)展、如何發(fā)展？紅軍完成什么任務、如何完成？紅四軍前委曾多次開會研究解決黨內存在的事關紅四軍生存發(fā)展的重大爭論性問題，但都沒有作出正確決策，關鍵原因在于大家對各種重大問題的思想認識不統(tǒng)一，缺乏“主心骨”。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和前委決定，1929年8月下旬，陳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詳細匯報了紅四軍全面情況，并撰寫提交了《關于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于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等5個書面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陳毅匯報后，決定組成李立三(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周恩來(時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長、中央軍委書記)、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對紅四軍工作的指示信。這封指示信由陳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和周恩來、李立三的多次談話要點起草，經周恩來審定后于9月28日發(fā)出。

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九月來信”。

該信肯定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確認中國革命是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實行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zhàn)爭；明確規(guī)定紅軍由前委指揮，并將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其職責是監(jiān)督軍隊行政事務、鞏固政治領導、部署命令等；要求紅四軍官兵維護朱、毛領導，明確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

這封信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加強黨在紅軍的領導，指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敝甘拘盘岢觥凹m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并具體提出不正確傾向的觀念：“取消觀念、分家觀念、離隊觀念與縮小團體傾向，極端民主化，紅軍脫離生產即不能存在等觀念”。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百余位紅四軍代表在天寒地凍中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史稱“古田會議”。會上，討論了當時紅軍在自身建設中面臨的若干重大問題，也特別關聯到紅軍中黨的建設問題。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經過集體討論，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主要內容是：規(guī)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會議提出必須對紅軍進行建軍宗旨教育，劃清與國民黨舊軍隊及其他舊式武裝的界限；規(guī)定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對黨的建設、政治思想教育和宣傳等問題作了強調和要求；確立了任命軍隊的嚴明紀律等。會議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黨指揮槍”等一系列原則。

古田會議會址，原為“萬源祠”

“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不單純是為了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更重要的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為群眾建立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組織等重大任務?！?/span>

《古田會議決議》明確闡述了怎樣把以農民為主的軍隊建設成為黨絕對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使“聽黨的話、跟黨走”成為官兵的崇高追求。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明確了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解決了困擾紅軍戰(zhàn)士“為誰當兵、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的問題。第一次以決議的形式提出了紅軍必須遵守的三大紀律和各項注意的規(guī)定，為建立良好的內外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這為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以及最終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有力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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