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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內(nèi)卷的重災區(qū)。年輕父母被各路焦慮裹挾變成“虎爸虎媽”，使得教育成為一場從孩子出生就開始的軍備競賽。

孩子負擔重是中國教育的突出問題，也是經(jīng)濟社會競爭日益加劇的一個映射。長江商學院劉勁教授認為，推行減負要從需求端找答案，要讓孩子做更有效的努力。

負擔重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減負應該怎么減？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帶給你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 | 劉勁

來源 | 財新

近一年來，培訓巨頭好未來和新東方的股價跌了90%。上周更是一天就再次腰斬。起因大概率是上周出臺的一攬子“減負新規(guī)”。

資本市場的反映說明大家對“新規(guī)”吃了一驚。其實，按道理不應該如此，因為一年來的教育政策調(diào)整都在此方向變化，所以這一驚主要是吃在“新規(guī)”的力度上。資本市場沒有想到力度會這么大，這么徹底。

“新規(guī)”的出臺是為了解決一些K-12學童的教育問題。目前看來，大多數(shù)人認為這些問題主要有兩點：

一是過多的課外補習影響了孩子們的健康成長；

二是這些課外補習的成本使很多家庭不堪重負。

因此不僅擠壓其他方面的消費，還會遏制父母生二胎三胎的動機。

生育率下降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新規(guī)對它的影響估計微乎其微。

由于中國長期執(zhí)行計劃生育政策，很多人以為生育率下降是計劃生育政策使然。前期確實是，因為很多人想生但不敢生，如果違規(guī)多生的還要受到重罰。但實際計劃生育政策在后期的執(zhí)行已然很松散，人們早已從不敢生轉(zhuǎn)化成了不愿生，放開二胎后生育率也僅有非常短暫的變化。

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所有富裕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后的共同現(xiàn)象，影響因素有多種而且持久。在亞洲，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的生育率都不高，而且是多年在持續(xù)下降。而美國和歐洲的情況也是一樣。

美國和日本生育率都很低。美國之所以能保持人口總體的增長，是因為合法和非法移民，而日本的文化由于相對排外，所以人口數(shù)量總體在下降。

移民的數(shù)量在中國的人口結(jié)構(gòu)中可以忽略不計，所以中國人口增長的發(fā)展趨勢和我們亞洲的鄰居們非常相似。

目前在對生育率進行的大量研究中，主要對生育有重大影響的因素， 比如醫(yī)療進步、財富增加、男女平等等，實際都是不可逆的，所以目前解決人口老齡化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移民政策。

“新規(guī)”的效果會怎樣？這需要回到問題的本質(zhì)：為什么中國的小孩子負擔這么重？

孩子的負擔重，是經(jīng)濟社會競爭日益加劇的一個映射。

中國人自古就崇尚教育，到了現(xiàn)代更是這樣。但這種文化有它底層的經(jīng)濟邏輯：古代讀書是為了科舉考試，考上了就能當官，過上好日子；現(xiàn)代社會，科技是第一生產(chǎn)力，“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古代的科舉變成了現(xiàn)代的高考，考上了大學就會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機會，考上了北清復交就幾乎能保證走到中產(chǎn)階級的前列。

教育和升學的重要性在世界所有國家都非常相似。

即使是美國所謂“放養(yǎng)式”的教育體制，家長和孩子們對考上哈佛、耶魯這樣的學校也是想盡辦法、趨之若鶩。

一個人事業(yè)上的成功與否，和上哪個大學的絕對關聯(lián)并不大，最重要的因素是綜合能力。

絕大部分社會的成功人士都不是所謂名校畢業(yè)的。但反過來，名校的畢業(yè)生從平均的角度確實比普通院校的人要更成功些。

這種平均優(yōu)勢，有多少是因為名校的培養(yǎng)，有多少是因為名校本身有幸招到了優(yōu)秀的人才，還很難說。無論怎樣，名校的品牌效應是實實在在的，越有名的學校，畢業(yè)生的機會就越多。像馬云這樣在普通院校畢業(yè)的學子，沒有品牌優(yōu)勢，所以要想有大成功必須自己創(chuàng)業(yè)。

這里要強調(diào)的是，學校品牌的作用只是打開社會機會的敲門磚，進門以后，拼的還是綜合實力，因此品牌的優(yōu)勢可能非常短暫。

有了工作經(jīng)驗以后，新的品牌是靠工作成績建立起來的，對30歲以后的人來說，學校的品牌重要性會越來越淡薄，而工作經(jīng)驗越來越重要。

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賦予孩子在社會中成功的要素。從上面的分析中不難看到最重要的是培養(yǎng)綜合能力，而不是上什么名校。

但為什么絕大多數(shù)家長會把幾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考學上呢？我覺得主要有兩個原因：

1. 綜合能力的培養(yǎng)是長期性的

首先是綜合能力的培養(yǎng)是長期性的，大家雖然知道重要，但由于不緊迫，就很難堅持；而升學考試是短期的、眼前的壓力，所有家庭都必須時刻應對。

這點很像上市公司，因為有每個季度業(yè)績的壓力，就經(jīng)常不能力排眾議，做對公司長遠有利但不能馬上見效的事情，而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本季度的業(yè)績上。

2. 綜合能力難以度量

第二，綜合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維、領導力、主動性、藝術鑒賞力等等，大多是隱性的指標，雖然重要但很難度量。而考試升學都是顯性的成就，自然而然就會吸引家長們的注意力。

一旦家長把注意力聚焦到考上名校，綜合能力的培養(yǎng)常常會退居二線。一切的努力都會集中到考取名校的分數(shù)上。

我們曾研究過美國的高校錄取體制，名校的錄取一方面依賴標準化考試分數(shù)，還需要高中成績、課外活動、推薦信、特殊成就的展示等，所以家長們就會在所有這些指標上下功夫。

中國相對單一，主要就是高考成績，所以大家就把所有的努力集中到考試上。

雖然準備的方式非常不一樣，中美家長的核心邏輯實際上是一樣的，就是想考入名校。

但名校的名額是有限的，有人進去就一定有人要被刷下來。名校之所以有名，低錄取率是核心要素之一。

所以名校的競爭是個完完全全的零和競爭。在這件事上，家長和孩子們的努力已經(jīng)不是為了孩子自己的成長，而是為了打敗其他的競爭對手。

在商業(yè)界，人們往往把這種競爭叫“惡性競爭”。之所以是惡性是因為很多的努力并不能幫助培養(yǎng)真正能用的綜合能力。

備考必然有很大死記硬背的成分，刷題是被動的，而解決現(xiàn)實世界中的問題需要主動型的批判性思維。

所有對綜合能力沒有幫助的努力都是對學生時間和精力的浪費。但是，既然游戲的規(guī)則本身就是零和競爭，孩子們就只能跟著規(guī)則走。所以孩子們就一方面很累，一方面又學不到很多真正使用的東西。這就是應試教育帶來的弊端。

應試教育不見得一定是不好的，這要看考試的內(nèi)容是否真的對孩子有用。在理想狀態(tài)下，如果大學入學的評估條件以綜合能力為核心，那準備的過程就是深化教育的過程，可以對孩子的長期發(fā)展大有益處。例如，一些發(fā)達國家的教育制度在盡量往這方面努力，所以學生并非天天準備考試，而是在各個評估側(cè)面試圖全面發(fā)展。

一個為中國孩子減負的方法或是改革高考本身的內(nèi)容和形式。

諸如SAT、ACT這樣的標準化考試，通過集中訓練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其語言和邏輯部分靠的更是孩子長期的讀寫、分析積累，而這些能力是綜合能力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復習考試的過程實際也是努力提高綜合能力的過程。

同時，在一些國家中，類似于高考的考試孩子們可以考很多次，而且大多數(shù)學校是取多次最好的單科成績，所以基本可以保障考試成績是能力的反映，而非臨時發(fā)揮問題。這種政策自然是對心理上的減負。

但在中國做更全面的高考改革目前看來非常困難。

一些海外名校之所以能從綜合能力入手是因為大多數(shù)名校都屬于私立，所以其教育政策，包括招生，有很強的獨立性。中國的名校都是公立的，會受到社會政治的約束。

在收入與財富分配差距、區(qū)域差距、城鄉(xiāng)差距的背景下，高考是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手段。雖然高考內(nèi)容還有很大優(yōu)化的空間，但其標準性和公平性卻是社會廣泛認可的。任何對高考制度的改革都必須維持這些特性。

所以，中國的高考制度必然催生老百姓兩個層次的教育選擇，絕大多數(shù)的家庭由于條件限制，從小就讓孩子們加入體制內(nèi)極其激烈的升學競爭中，而一些比較富裕的家庭，因為知道應試教育的弊端，更加注重綜合能力的培養(yǎng)，就選擇了出國留學的道路。

國外的教育質(zhì)量不見得就一定比國內(nèi)更好，出國留學最大的好處實際是可以避開高考這種殘酷競爭和對孩子長期成長沒有太多好處的死記硬背。當然，它的缺點是成本奇高，很多家庭將在很長時間內(nèi)無法收回出國教育的成本。

對于加入體制內(nèi)教育系統(tǒng)的孩子們，壓力是非常大的。中國面臨教育資源有限的挑戰(zhàn)，眼下一個提高效率的主要思路是對孩子們進行分流，有天賦的重點培養(yǎng)，沒有天賦的走職業(yè)培養(yǎng)的道路。

這種分流一次在高考，一次在中考。所以，高考的壓力自然不用說，中考的壓力使整個初中都處于備考狀態(tài)。

為了更為有效地分流，很多學校把孩子分為快慢班，這樣就更進一步地把備考的壓力帶到了小學，小學的壓力再進一步帶到學齡前……

“不要讓孩子輸?shù)狡鹋芫€上”，課外輔導是家長對應試教育競爭的一個自然反應。這個行業(yè)的興起和行業(yè)里公司的廣告和營銷策略沒有關系，直接和核心的驅(qū)動因素是分流教育體制。說一句玩笑話，假設哪天高考取消，以抓鬮的形式進入大學，課外輔導行業(yè)估計會很快消失。

所以，當我們分析課外輔導行業(yè)對社會的影響時，我們要看它的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因素。行業(yè)的供給本身其實問題不多，主要的問題在行業(yè)的需求上，而需求的決定因素是教育制度和體系。

那么，在這種分流教育體制的總框架下，如何讓孩子減負？

一個可行的政策是讓分流更加精準，真正有天分的孩子不會被偶然因素刷下來，而如果不幸被刷下來了，還有機會補救。

在中考分流后，讓沒有考上高中的技術專科學生繼續(xù)保有進入大學的可能性，即通過后來的學習和考試，優(yōu)秀的學生可以重新轉(zhuǎn)入高中和大學深造。

有了這種可能性，中考和高考就不是決定人生命運的一錘子買賣，而只是兩個重要的節(jié)點。對考試的恐懼下降了，自然所有的家長和孩子都能平和很多。

既然課外輔導的需求來自于制度和體系，真正對孩子的減負一定得來自于制度的改善。

減負的目的不是讓孩子不努力，而是要讓他們做有效的努力，盡量較少對長期成長無用的應試浪費。

“新規(guī)”中對課外輔導機構(gòu)的規(guī)范要求當然沒有錯，但整體來講，這是否會變相提高輔導在供給上的成本？

乍一看，家長們可能會歡呼雀躍，如果大家都不補課備考，那孩子們不就可以逃離這種零和競爭了嗎？然而，前面分析了，問題的要點不在供給上，而是在需求上。

只要考試體制不變，孩子們就還在競爭。大眾化的輔導機構(gòu)沒有了，小眾化的、高成本的輔導會應運而生。

我們需要去警惕和避免兩種后果：

一是在高成本的環(huán)境中，中產(chǎn)階級家庭要在課外輔導上付出更多的經(jīng)濟成本，家庭負擔不但不減少，反而增加；

或者是有些家庭被高成本擠出了市場，而剩下的只有富裕家庭，從而加重了社會的不公平，減小了階層間的流動性，和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馳。

我們常說“江南出才子”，很少有人問為什么會這樣？實際是古代江南富庶，富豪家庭的數(shù)量大大超過北方。古代教育成本高，只有富家人出得起錢，請得起私塾，所以總能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

如果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才子不應該僅出在江南的深宅大院里，而應該讓所有的孩子都有共同的機會。

既然是這樣，有什么方法能夠有效地對課外輔導的需求進行管理，真正做到對孩子的減負？

這需要在需求端找答案：課外輔導的需求來自于家長和孩子，家長得出錢，孩子得花時間。如果孩子把時間都用到培養(yǎng)綜合能力上，自然就沒有更多的時間去做備考補習了。

或許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減少家庭對孩子時間的支配自由度，這樣就能實質(zhì)性地減小對補習的需求。

如何做到這一點？

可以把中小學的上課時間延長到下午6點，延長課間的休息，增加體育、藝術、演講、辯論、手工之類對綜合能力有幫助但大學入學不考的內(nèi)容。這樣，孩子們在學校就完成了大部分綜合能力培養(yǎng)的內(nèi)容，回到家，即使家長安排了補習，也沒有多少時間。

綜上所述，孩子們的負擔重歸根結(jié)底來自于現(xiàn)階段教育體系的特殊形態(tài)。家長們在備考補習上的“軍備競賽”是對應試教育體系的自然反應。

這種零和競爭，由于其外部性，必須由政策手段介入才能緩解。

一個形象的比喻是好比大家都坐著看電影，有人想看得更清楚就站起來，但這會引起連鎖反應，最后所有的人都得站起來。為了杜絕這種零和競爭，需要政策介入，規(guī)定讓所有的人都不能站起來。

要實現(xiàn)真正的減負，就要深化教育體系改革，把中考、高考的內(nèi)容盡量向綜合能力靠近，這樣備考的努力就能有長期的正面作用。

同時，通過減少家長對孩子自由時間的支配可以減輕整個社會對無效競爭的需求。培訓機構(gòu)是一方面，從本質(zhì)上解決問題還需多重努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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