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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方維規(guī)多年致力于文史哲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相關成果在比較文學、文學社會學、概念史、海外漢學等多個學術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無論是“比較文學形象學”，還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概念史”研究方法，都是他首先介紹到中國的。尤其是在概念史研究領域，方維規(guī)是中國大陸公認的概念史研究重要奠基人之一，在海外被視為東亞概念史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

除了《西方與中國：西學在晚清中國的傳播》《20世紀德國文學思想論稿》等有分量的專著外，他還主持或參與了諸多中西文學研究項目。2021年，方維規(guī)教授當選歐洲科學院院士（“文學與戲劇”學部）。為進一步了解方維規(guī)教授的教學成就及學術理念，近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對他進行了專訪。

《中國社會科學報》9月24日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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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遇—

文學心靈的啟蒙

問題1

在馬修·阿諾德看來，文學有著“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最佳表述”。在很多人心目中，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作品常被看作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成就，文學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好像有著特殊地位。那么，您走上文學研究之路的總體感受是什么？

這要從我早就有的文學興趣說起，與我的成長經歷有關。1971年，我被保送進入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中學。在那個年代，上外附中是一所很特殊的學校，當時沒有重點學校之說，上外附中是上海人心目中唯一的尖子學校，入校后我被分配在德語班。這個學校文科相對較強，老師可以說是上海一流的。學習內容也很廣泛，語文課上也有不少古漢語內容，這在當時并不多見。

在校期間，我認真研讀了《牛虻》《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國小說。在那個年代，外國小說中的很多內容都是中國小說中看不到的，著實讓人感興趣。這大概就是我文學研究的起點吧。

1977年，我考入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除了學習德國文學史課程外，也讀德國文學作品。通過考試，我在大三時便提前畢業(yè)留校了。當時除了教書，科研是無從說起的。我先在《外國文藝》《外國文學》《當代外國文學》等當時比較知名的雜志發(fā)表了七八篇德語文學作品譯作。真正開始做文學研究，是在讀研之后了。也是在讀研的時候，我翻譯了我后來的博士生導師狄澤林克的《比較文學導論》。

問題2

您當選歐洲科學院院士，這意味著您在文學研究領域可以與歐洲同行平等對話。您在哪方面的成就獲得了他們的認可和敬重？

其實在西方學界，同行是不太在乎人種和國籍的，研究水平高就認可。這讓我想起很久以前寫過一篇隨筆中說的一個問題，就是過分推崇外國專家及其研究成果的問題：作為海外漢學的直接參與者之一，我跟不少漢學家都很熟，了解彼此的學術興趣和水平。我不否認西方漢學所取得的成就，但很多研究也是很一般的。而在中國，學術會議的座次和論文在刊物中的位置等，不見得緣于禮儀之邦的習俗。當然，會議和會議不同，我曾以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為平臺，召集和主持召開了五屆“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每次會議邀請近20位相關領域的國內外頂級專家，每次聽眾卻有好幾百人。這也可以用來解釋“認可問題”。這個系列會議邀請了很多國際上名聲很大的學者，能來的都來了，這不就是認可嗎？我還可以舉另外一個例子來說這個認可問題：在西方學界，假如某個知名學者要編一本書，請你寫一篇文章或一個章節(jié)，這當然就是認可，他或許還會考慮你是否得到他人的認可。他是不會隨便請人寫的，這關系到他的學術眼光，不能輕率行事。

— 轉進 —

學思軌跡的層疊

問題3

您特別注重文史哲領域的跨學科研究，那么，在文學這種意向型學科中開展跨學科研究很重要嗎？對文學學科發(fā)展有什么意義？

我做的研究比較雜，也可以說是跨學科研究。剛才說的“思想與方法”會議，其實也是跨學科研究的嘗試。這或許緣于我的求學之旅。在德國大學讀書，只學文學或只學歷史或其他單一的學科，那是畢不了業(yè)的。一般至少要學兩個專業(yè)，這是教育體制的硬性規(guī)定。我的學術旨趣確實橫跨不少專業(yè)，從我十多年來所做的研究看，從事的常常是跨學科研究，但主要是在文學與歷史之間穿行，哲學則是許多研究的應有之題。近幾年來，外出開會好像更多的是到史學界取經。不久將在《近代史研究》上發(fā)表一篇比較長的文章，題目是《概念史與歷史時間理論》，主要涉及歷史或歷史哲學，還有現代性理論等問題。

說到文學或文學理論研究的跨學科問題，或許可以說，文學理論總是身處理論研究的前沿，其他理論也時常會涉及文學。或者說，其他學科的理論常被用來闡釋文學。就國際學界晚近的走向而言，探討理論問題的鮮明特色之一，是對跨學科理念的思考?？鐚W科本身是一種方法，很少拘囿于純粹的理論。那些大的理論家，哪個是純粹做文學理論的？或者說，哪個不通歷史或哲學？當然還有文論家對其他學科感興趣。

跨學科而又以某個學科為重心，既在其內又在其外，但是邊界時常很模糊，這是當今常見現象。舉一個例子：我在巴黎高師作過一次演講，講的是文化傳輸問題。當時我感到很意外，該校好多不同專業(yè)的學者來聽。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們在我演講結束后非常認真坦誠地參與討論，不少有洞見的觀點對我很有幫助。我想，這是比較理想的跨學科交流和討論的氛圍。遺憾的是，這樣的學術氛圍在我們這里還比較少見。少數有組織的跨學科討論，參與的學者大都比較客氣，通常缺少真正深入的交流和對話。

先前，許多研究都以學科自重，人們強調各學科之迥異的學術話語，哲學話語不同于社會學話語，史學話語不同于文學批評話語，對學科之外的學術進展知之甚少，這便導致跨學科問題和命題的不斷提出，但真正落實的并不多見。雖然大家都覺得跨學科重要，但對什么是跨學科、如何跨學科，很多人的理解似乎還不夠深入。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學科界限，達成視野的融合，以整全的眼光來把握問題的核心，而不是不同方法的簡單疊加。

人文科學屬于軟科學，有人甚至不把它看作真正的科學，時常給人虛無縹緲之感。說到“虛無縹緲”，我有時就在課堂上這么形容中國當代的一些文論?！疤摕o縹緲”是理論本不該有卻很常有的特點，這就會讓人產生故弄玄虛之感。因此，注重事實、言之有物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就用概念史方法寫過一些文學研究方面的論文，比如“跨文化”“沙龍”“（西方）文學”“世界文學”“光暈”等。做得好不好，當然得由讀者來評判。

問題4

您是中國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作為舶來品，概念史的內涵與外延是什么？

近些年知道概念史的人好像越來越多了，大有成為一門顯學的跡象。概念史不是一個學科，而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方法，就像闡釋學、話語分析等方法一樣。目前，在中國從事概念史研究的人不多。對大多數人來說，認識還是模糊的，比如不少人或許會說方維規(guī)是做詞語的，這當然是外行話。概念史不只關乎詞匯史，但詞匯肯定是一個切入點，概念史研究都得先從那些表述政治和社會重要事實的詞語入手。我們一定要區(qū)分語言史和概念史：語言史分析詞語，概念史探討概念，概念史是另一種做思想史研究的路徑。

這其實涉及概念史的定義，而我不太喜歡定義，這也是我在課堂上常說的，希望學生不要迷信定義，那往往是應試用的。在人文科學中，對于一個事物常會有多種定義，不同上下文中有不同的定義。比如我最近出的一本小書，叫《什么是概念史》，不少地方都有對概念史的界說。

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兩個理論前提：其一是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闡釋。沒有概念便無法講述歷史，比如講述法國大革命，或者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或五四運動，這就離不開特定概念，甚至可用兩三個關鍵概念來歸納。其二是這些概念本身有其歷史，走過不同的歷史時期，比如“民主”，中國古代就有這個詞，“民主”是皇帝，即“民之主”；而到了19世紀，中國人用“民主”翻譯西方的“democracy”的時候，將之轉義為人民作主的“民主之”。而在19世紀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民主”一詞既可能是“democracy”的漢譯，也可能是“republic”（共和）的譯詞，體現出時人對這兩個西方概念的理解和闡釋。概念史既審視語言符號的形式，又探究它們的語義和作用，并在這兩個層面上描述和勾勒一個概念的常態(tài)、斷裂及其變化。通過對語言表述之意義變化的分析，讓人領悟過去時代的實際經驗與社會形態(tài)及其變化的關系，為史學研究提供一種范式。這應該就是概念史的內涵。

關于概念史的外延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概念史方法的運用可能性來談。我們知道，概念史是“德國貨”，也就是所謂的舶來品。這種研究方案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結合，是一種依托于可信史料的思想史闡釋模式，具有很強的包容度和跨學科性：它依托于不同學科的知識進行研究，又以自己的特長來豐富不同學科，這就使其外延或用武之地頗為寬闊。我剛才說的用概念史方法研究文學概念，很能說明這一點。

— 譯蹤 —

辨識中的省察

問題5

1986至2006年，您在德國學習和工作，在不少領域卓有成就。您已經出版了德語著作五部，中文專著七部，編著四種，譯作四部，發(fā)表論文百余篇。關于翻譯，您在《中國翻譯重災區(qū)》一文中說，翻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可以傳播思想，亦可以“擾亂試聽”。作為一名學者，您認為什么樣的譯文才是好的譯文？

《中國翻譯重災區(qū)》這篇文章，網上傳得比較多，很多人都知道。所謂“重災區(qū)”，是指西方理論著作的中文翻譯。那是10年前寫的，話說得比較狠，現在的狀況應該有所好轉，我看到不少年輕譯者譯的東西，還是很不錯的。不過，文章中的不少觀點，或許還沒有過時。

上過我課的學生都知道我的一個說法，有些同事也知道：就語言本身而言，西方那些大思想家寫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是清楚明白的。至于其中深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兒。如果你怎么也讀不懂他們說的話，肯定是翻譯出了問題。所以，我讓學生別折磨自己：閱讀西方論著的中譯本，看不懂的地方就跳過去，再跳過去，跳多了跳累了，這本書就不用看了。需要跳過一些句子甚至段落，原因很簡單：譯者本人都沒弄懂，你怎能看懂呢？這樣的譯文肯定不是好譯文。

關于“擾亂試聽”，我們有時會碰到一種情況，即對同一段外語文字，漢語中有兩種不同的譯法，我說的是內容層面上的不同。不同的譯文，特別是意思相差的譯文，必然會導致譯文與原文的背離，在內容上相去甚遠，直接影響文本解讀和對問題的看法，引發(fā)不同的問題意識，令人產生不同的聯想。正好我有一篇短文這兩天剛發(fā)表，那是我將要出版的一本小書《“世界文學”推原》的“自序”，單獨發(fā)表時的標題是《世界文學：馬克思、恩格斯觀點的用途與濫用》，文中說的一個問題就跟翻譯有關，有興趣的可以讀一讀。

什么樣的譯文才是好的譯文？這時我馬上想到讀書時就讀過的傅雷譯的法國小說，還有他譯的《藝術哲學》那樣的理論著作，當然就是好譯文。我還會想到嚴復說的信、達、雅，但做起來不容易，我時常強調有些東西是不可譯的。但是為了文化交流，不得不譯。我認為好的譯文是由譯者各方面的功底決定的，別無他法。

問題6

從事翻譯工作有多種原因，有的是純粹為了翻譯，有的是為了進行學術研究而進行翻譯。結合您的翻譯實際，該如何看待譯文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

我曾做過翻譯，早期是為翻譯而翻譯，后來逐漸走向學術，也就是為學術而翻譯。我寫文章經常參考西方文獻，會做一些零星的翻譯，也就是我所需要的小段文字。假如已有中譯本，有時我會采用。時常碰到不盡如人意的中譯本，那就得自己譯。我編的《文學社會學新編》，其中約三分之一的經典文本是為這本書而譯的，這其中又有約一半是首次譯介到中國。學術研究采納、借鑒或者批駁外國人的觀點，這就需要翻譯，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二者之間的關系。

我認為，好的譯文是由譯者各方面的功底決定的，而不盡如人意甚至很糟糕的譯文也是因為缺乏功底。有些譯文之所以譯得不好，很可能是譯者把雙語辭書翻了又翻，花了很大的力氣，太累了，所以譯文也會讓讀者覺得累。很多意思是雙語辭書中見不到的，何況我們有些雙語辭書本身是有問題的。另外，原文的許多細微之處更是難以把握。當然還有歷史知識，或曰一個詞的歷史語義。比如，大家都知道歌德的名著《詩與真》，或者狄爾泰的名著《體驗與詩》，我說的是中譯本，兩部著作的標題中都有“詩”，德語中也都有“Dichtung”字樣。歌德是在論詩嗎？狄爾泰是在論詩嗎？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問過這個問題。還有席勒那篇名文《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那是需要知道一二百年前德語的“Dichtung”“Poesie”“Literatur”的含義才能弄懂的。我在這里只是拋出這個話題，很可能會寫一篇小文章，但這不是小問題。就這一個譯詞，很多經典著作中譯本中的不少句子讓人看不懂。

— 回返—

思潮興替中的期許

問題7

中國古代有著燦爛的文學經典，立足今天的語境，我們如何挖掘其內在價值？

在海外漢學這一塊，外國人曾經做過很多這方面的研究，這也讓我有機會接觸相關問題。比如我前不久剛寫完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語言的規(guī)定性》，也就是語言所具有的表達可能性，這就涉及古漢語或漢字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早先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學者，不少人認為漢語漢字更適合于直觀的形象思維。并且，漢字的特殊構造與古代中國文學之簡約、樸素的語言表達方式，不僅對文體和風格產生了深刻影響，亦關乎中國人的審美意識和審美習慣。一百多年前有一個德國學者做過一個很有意思的比較：在德國，讀過中世紀的《尼伯龍根之歌》或者宗教史詩《救世主》原文的人肯定不多；而在中國，稍微知書識字的人都能背誦《詩經》這部已有3000年歷史的作品。這不僅能夠讓人看到我們燦爛的古代文學經典，而且還能體會到其強有力地在當下的延續(xù)。

現在很多中國學者喜歡談論“本真的”研究，也就是“我們的”“中國的”，而我覺得“我的”更重要。每人都做出“我的”東西，才會有特色，才可能百花齊放。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不斷提高并完善自身的研究水平，水平高，做得好，就會有人替我們講故事，比如伊格爾頓或者德里達的文學理論，文論界天天在講他們的故事。我想強調的是“世界”和“交流”，學術研究要獲得長足的發(fā)展，就要積極與世界學術接軌，而不是帶著非學術的目的做學術，如此才能做出讓世界認可的東西。如果人家經常征引我們的研究成果，這不就是中國的驕傲嗎？正如中國健兒在東京奧運會上的表現，也是同一個道理：拿出實力，讓人稱羨！

問題8

早在1993年，德國文學理論家、經驗主義文學研究的倡導者施密特就宣稱，文學研究要么成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要么將被完全邊緣化。您認為中德文學研究有哪些異同及互相借鑒之處？中國文學研究的現狀及亟待解決的問題又有哪些？

施密特說的東西，只是一家之言。關于中德文學研究的異同，我們或許可以考察中德做同一個課題的兩個人之間的異同，論總體是很難的。不過，我大概可以說，在哲學化的文學研究和批評方面，中德好像有點區(qū)別，也就是哲學性問題。另外，同文學一樣，無論是批評還是研究，假如從業(yè)者既不是為自己而寫，也不是為讀者而寫，那它產生以后便已失去生命，至少是短命的。我反對學術上的一窩蜂、大躍進。

就我所在的文藝學專業(yè)而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或許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譯介西方文學理論都要多，給文論教學和研究帶來很大變化。我們的學者或碩博研究生對西方哲學的興趣，甚至不亞于專攻哲學的學者和學生，當然肯定沒有他們研究得深入。我們的研究生或許比西方在校生更了解他們那里的理論，這也為碩博論文提供了許多論題。然而這些年來，我發(fā)現他們的論文開題越來越難，再多的理論也不夠中國的碩博大軍來研究。就宏觀層面而言，這里存在引進理論的張力問題。我所理解的張力，是理論的運用可能性，思考方式的改變或引發(fā)新的思考方式，而我們做得比較多的還只是理論的轉述。再加上學生真正用在論文寫作上的時間還遠遠不夠，或者原先的論文設計就有問題，為開題而開題，最后寫起來就更難了。

問題9

針對這些現象及存在的問題，您目前還有哪些正在開展的項目或者從事的研究？

我前面說過，我做的東西比較雜，而且總覺得有做不完的事情。做不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常有人來約稿，有時還不是一個學科的。從一個學科到另一個學科，不但手頭干的活斷斷續(xù)續(xù)的，還得小心翼翼地做，怕專家們笑話，好在文史哲很多方面是相通的?，F在好多從事某個領域研究的人喜歡做小叢書，拿一個你原來做過的論題讓你寫，本來就是比較難的論題，他叫你寫得通俗點，而且還要有較大的篇幅，這就不敢多允諾了。

當然，我目前最感興趣的還是概念史研究，不時會發(fā)現有些學者對某個問題一知半解甚至以訛傳訛的現象，概念不清的現象時?？梢?，比如剛才說的德語“Dichtung”能不能譯成“詩”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我自己寫文章的時候就不得不辨析一下，否則沒法往下寫。我上課從來就是讀自己正在寫或將要發(fā)表的文章，邊讀邊講解，概念辨析便是其中一環(huán)。

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方早期中國文學史纂及其影響研究”還在進行中，馬上收尾了。還有我籌劃已久的“形象學”譯文集，參與翻譯的人比較多，現在快做完了，希望不久能面世。另外，還有外國人編的兩本書的約稿，也正在寫。

-bnuweixin-

排版：李佳桐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姜思宇王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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