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湯敏、劉元春、王文:不建議把買房作為積累財富的手段,這非常不可靠


姚洋、湯敏、劉元春、王文:不建議把買房作為積累財富的手段,這非常不可靠
編者按:3月5日下午,央視網、騰訊新聞合作推出兩會特別節(jié)目《兩會C+進行時》,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yè)家鄉(xiāng)村發(fā)展基金會副理事長湯敏,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院長、南南學院執(zhí)行院長姚洋,與特邀嘉賓主持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王文,一起進入央視網數字直播間,共同“沉浸式”解讀中國經濟。在四位專家的對話中,他們談論到為何GDP增長目標設為5.5%、內外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中國的應對之道、以及讀者關心的個稅、住房、就業(yè)等問題。我們將分上下兩期與讀者分享專家精彩觀點,本篇為下期。
現場視頻請戳(下期)
摘要:
湯敏:我們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出口可能不會很差,因為全世界現在還在疫情里面煎熬,它還是得靠中國這個世界制造中心。
姚洋:我對提高個稅起征點到一萬塊錢是持反對意見的。我們國家的整體收入還是以中低收入的人群為主的,我們未來的目標是要讓中低人群收入提升上去。
劉元春:我們目前每形成一個GDP帶來的就業(yè)是在180萬到220萬這樣一個區(qū)間,之所以會設定5.5%這樣的目標,實際上是希望我們在新增就業(yè)上,能夠超過1100萬,因此保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保就業(yè)。
“
王文:有人大代表說把免稅點提高到一萬,三位老師是什么看法呢?
”姚洋:對于我們普通民眾來說,收入當然是最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對提高個稅起征點,特別是到一萬塊錢,是持有反對意見的。反對意見是有兩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原因是我們國家的稅收是基本,并且大部分是依賴于企業(yè)來交的,我們個人交的稅占比是比較低。
如果我沒記錯,我們個稅一年也就大概是1.5萬億左右的一個數字。我們國家的稅收體制是從計劃經濟過來的,計劃經濟主要是靠企業(yè)來交稅,所以我們一直延續(xù)了這樣的情況。我們的企業(yè)為國家和老百姓已經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剛才討論了保就業(yè),保增長,那么企業(yè)的稅費應該降下來。第二方面原因,按照我們目前的起征點每個月5000塊錢收入來計算,根據稅務總局給出來的數字,比如工作人口里面只有15%的人在交稅,我估計如果我們把起征點提高到一萬塊錢,交稅的人恐怕不會占到工作人口的5%,這樣交稅的人就太少了。
我們國家的整體收入還是以中低收入的人群為主的,我們未來的目標是要讓中低人群收入提升上去,讓更多人群能夠超過5000塊錢一個月,大家都養(yǎng)成交稅的習慣,當然我們也享受了我們交的稅收所帶來的公共品服務,這樣我們的財政才會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huán)。
劉元春:稅收還是一個大問題,中國的確也面臨著稅收大戶轉型的時代,因此我們可能就要在整個需求體系里來看待它,即第一個我們要認識稅收的目的是什么。稅收是整個運行中各種主體的義務和權利,也是我們享受公共服務和公共品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在這里,增收個稅的基本原理確定了。公民進行納稅是一個最基本的義務,納稅的免征點決定于我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它的基本點,即它的平均值以及它的相對的分布。
目前的平均值可能會看到,我們月收入按人均可支配收入來看,基本上就在3000多塊錢的一個水平。如果按一個分布群來看,剛才姚洋老師也談到了,15%以上的人可能月收入(3000多塊錢水平的人)超過了10%,因此這里面就會出現很嚴重的不均衡,這個不均衡是我們公民所享受的義務和權利的對等性,在我們稅制設計上面它要有所體現,也就是我們講的公平問題。對于我們居民收入的增長除了免稅之外,實際上更重要的途徑在這幾個方面。比如第一個途徑是宏觀經濟的問題,特別是對于低收入進程來講,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是對于低收入保證的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積極收入政策的最核心的來源。這幾年疫情嚴重,經濟出現大的下滑,世界上前1%的富人人群財富反而提升30%,當然我們窮人的收入實際上是下降的,所以這里很重要的一個就是經濟穩(wěn)定對于窮人來講是非常好的。
第二個很重要的途徑就是再分配體系,也就是說再分配體系不僅僅是免稅問題,更重要的是補貼問題。目前大家會看到,社會保險系統(tǒng)、社會安全這一塊對于中等人群提升的服務并不是很明顯,所以前幾年(我們)對五險一金的繳納,對于居民收入的擴張做了很多的思考和考量。但是思考和考量很重要的工具箱和它的貫穿性,最后發(fā)現五險一金很多的減少上交的幅度可能沒有傳遞到一般的居民和工薪階層上面,這里面實際上是由我們一些新的政策、空間來進行的,所以我們會看到去年四季度,國家所出臺的居民收入里面,轉移支付的增長是最低的,只有百分之五點幾,遠遠低于平均收入增長幅度。
因此我感覺,就我們未來來講,要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加大一些包括安全網系統(tǒng)構建的轉移支付的強度,而不是簡單的出一些新政策,也就是說我們的工具箱都在使,但是量不夠,可能存在這樣的一些問題,從而導致我們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獲得感不強,所以這個的確是可能我們未來擴消費,擴內需里面需要的一個重點的改革,但是這個在短期里面很難改變。“
王文:的確這個免征點的提升,只不過是其中一招,如何提升居民的收入實際獲得感,還有很多綜合性、立體性、豐滿性的各種各樣的工具上的普惠。
在2021年的下半年,全國有很多的城市和地區(qū),房價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最近也看到有一些城市的這個樓市調控也在放松,今年是不是應該買房子呢?房價還會大漲嗎?各位老師怎么看。
”湯敏:因城而異,不能籠統(tǒng)的說全國的房價都漲或者都跌,實際上去年它也是這樣,有的城市漲,有的城市跌,總體上來說這次總理工作報告里特別強調,住房不炒的原則一定要堅持,房是用來住的而不是用來炒,所以這點還是要堅持。但是,各個城市情況不一樣,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需求很強烈,愿意買,但由于一刀切的政策,包括我們的這個貸款政策等等,使得有一些地方過盛,有一些地方不夠,所以應該因城而異。我只能說,籠統(tǒng)的說這個房價漲還是跌,現在誰也講不清楚,就看具體你那個城市,你那個街道,你那個地方到底漲不漲,到了一定時候,它的房價都是有的地方漲。同一個城市有的地方漲,有的地方不漲,看你的房型,這里非常復雜,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好籠統(tǒng)的回答。劉元春:我覺得湯老師的回答已經代表了我們兩位的答案。原來我們老開玩笑,要想毀掉一個經濟學家就不斷問他房市,要想再毀掉他就不斷問他股市,因為經濟學家真的能夠知道哪個地方房子要漲,哪支股票要漲,可能經濟學家都去炒房、炒股票了,但是我們作為研究者只是可以提供一些基礎性的一些判斷。房地產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也就是說,第一從總體國家戰(zhàn)略進入到新階段,也就是房住不炒作為國家大政方針。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通過前幾年的幾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房地產企業(yè)特別是房地產開發(fā)投資企業(yè)的經營模式進入到了一個新時代,也就是說過去的高流轉模式已經不存在了。第三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土地支付改變促使我們進入到一個土地大改革、大調整的時代。第四個很重要的一點是政府端對于住房供應的體系的改革,使我們原來單一的、以商品房為主體的單軌制可能逐步要向雙軌制進化,也就是政府端的福利供房要有大踏步的前進。
當然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相應的一些稅收體系改革會使我們住房的存量調整時代全面到來,即租賃住房這一塊應該有更大的、為居民提供相應的選擇空間。綜合這幾個因素,我們就會看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房地產市場的K型發(fā)展會成為未來一個常態(tài)化狀態(tài),這就要求我們按照湯老師所講的因城施策,因城決策,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箴言。
姚洋:住房是我們老百姓非常關注的一個事,特別是年輕人非常關注這個事情,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新的時期,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我們的經濟體量在向中心城市集中。十四五規(guī)劃講到的人口向中心城市區(qū)域集中,是符合經濟規(guī)律的,我們知道有九個國家級的中心城市,圍繞著這九個國家級的中心城市會形成大片的城市化區(qū)域,我們的人口還要向這些城市化區(qū)域集中,所以我們現在看,未來一段時間房地產也會產生極大的分化,有些地方房價可能會堅挺,有些地方房價穩(wěn)定不動甚至有可能下降,這是肯定的,我覺得我們要打消以平均數看國家住房擁有量的想法。如果以平均量來計算,我們國家不用蓋房子,但是由于人口的流動,恐怕在一些地方,我們還是有建房的必要,還有空間,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特別想對年輕人說,不要把買房子作為積累財富的手段,這是非常不可靠的一種積累財富的手段,而且對年輕人來說也是一種很笨的手段。
我說很笨的手段是想著把房子一放,什么都不用管,資產保值增值,你要是聰明一點就選擇別的資產。長期而言,我們國家人口狀況擺在這里,大概再過個十年左右,像我們在座的這幾位都進入真正老年的時候,我們的房子恐怕是不值錢的,所以年輕人買了房子你會看到你并沒有因為房價保值、增值。另一方面,能看到我們去租房子事實上是便宜的,這個房租簡單計算一下,大概不到房價的2%,這個你要算利息都算不過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理性的想不應該買房子而應該租房子。另一方面也是我長期給政府的建議,就是我們應該擴大長租房的建設,這其實是有成功案例的,這個成功案例就是北京市通州區(qū)。
我們知道北京市政府現在開始往通州區(qū)搬,通州已經成了北京的副中心,那么北京市政府在那里蓋了大片的長租房。長租房我問了一下,一個月3000塊錢租金,90-100平米,很多年輕人都愿意在那里租房子,因為你算下來,它是合算的,只要我在這里工作,我就可以一直住,我就不用買房子了,這省了年輕人很多很多的錢,很多很多的精力。
以這個作為經驗,我們能不能要求開發(fā)商,要開發(fā)一塊地就必須拿出比方說20%到30%的土地蓋長租房,我想開發(fā)商會接受這樣的安排,這樣我們政府事實上沒有掏錢,但是又把這個事情給解決了,所以我們要實現住房不炒,政府是可以拿出來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的,引導我們的年輕人去租房子,而不是買房子,更不是炒房子。“
王文:剛才三位老師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政府不會因為三重壓力,內外環(huán)境變的更加嚴峻而放松房住不炒的政策,這個政策我認為相比之下相對持續(xù)和穩(wěn)定,正如姚老師說的,把房子作為投資品不是首要的、最好的選擇,這點是非常明確的。
今年高校畢業(yè)生超過1000萬人,眼看著就業(yè)競爭越來越激烈了,即將畢業(yè)的大學生該怎么辦呢?”湯敏:今年的大學生就業(yè)問題,首先是新增畢業(yè)生歷史最高,整個的經濟情況也并不是特別好,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整體就業(yè)容量也有問題,因為新機器人、互聯網等技術的使用,傳統(tǒng)的就業(yè)機會不斷減少。
但另一方面就是新的就業(yè)機會,特別是現在談到的靈活就業(yè),甚至一部分人進行創(chuàng)業(yè),現在很多年輕人在一些新領域里非?;钴S,而且他在里面也尋找到了自己的機會,比如現在有一部分人已經開始做網絡直播。
未來的社會,就業(yè)可能是靈活就業(yè)(比較多),現在中國已經超過一億人是靈活就業(yè)了,大學生包括高校得做這些培訓,要建立一個新型的就業(yè),不是說一定要上班,參加就業(yè)和對就業(yè)的統(tǒng)計,不一定是要以跟企業(yè)簽約為標準。另外,我們?yōu)槭裁匆=洕鲩L,核心都是保就業(yè),這里的就業(yè)是所有的經濟里面最核心的政策,所有的政策,包括一系列的措施,都特別重視新畢業(yè)的大學生的就業(yè),我們目前這些正在推動之中,包括我們剛才說的,為小微企業(yè)減稅,激活企業(yè)的投資動力等等,都是為創(chuàng)造新的就業(yè)。
另一方面我們大學生本身就業(yè)觀念也要發(fā)生一些變化,在目前我們5.5%的失業(yè)率情況下,應該來說大學生的就業(yè)是比較困難,但并不是說沒有很多機會的。
劉元春:保就業(yè)是六保的核心,只有就業(yè)穩(wěn),經濟才能穩(wěn),社會也才能穩(wěn),因此歷屆政府工作報告,就業(yè)都是一個關注點,當然今年是尤其關注的一個核心點。就政府來講,在促進就業(yè)這上面,一方面是總量政策,另一方面是結構性政策??偭空?,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必須要穩(wěn)定經濟增長,之所以會設定5.5%這樣的目標,就是因為我們目前每形成一個GDP帶來的就業(yè)是在180萬到220萬這樣一個區(qū)間,也是就業(yè)彈性,平均數字在1100萬,因此保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保就業(yè)。
我們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以及一系列的其他民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穩(wěn)定,實際上是希望我們在新增就業(yè)上,能夠超過1100萬,這個1100萬對于我們今年的就業(yè)相對穩(wěn)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第二個方面我們就會看到,失業(yè)率5.1%有持續(xù)回落的趨勢,但是依然很高,很高的中間里面尤其是16歲到24歲年輕人的就業(yè),最高失業(yè)率達到13.4%,這個的確是很高的數據,對于我們整個社會的穩(wěn)定,經濟的發(fā)展非常重要。
但是同時我們還會看到目前所做的一些抽樣調查,大量的小微企業(yè)招工難、用工難的問題出現,所以,雖然就業(yè)里面面臨的很凸顯的問題就是結構性錯位的問題,大量的制造業(yè)、工程類需要人,大量的一些小微企業(yè)也需要人,但是我們的大學生沒有像這樣的一些領域進行匹配,他們沒有真正的往基層進行下沉,也沒有真正的向一些具有真正的勞動技能型的行業(yè)進行匹配,在這個上面,就需要我們在就業(yè)供給上有一個大調整。所以在大學里面,做領導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要關心自己的學生必須找到工作,要找到工作我們可能會采取很多的舉措,讓很多的事業(yè)單位增加編制,讓很多的校友企業(yè)對我們自己學生進行關愛,然后積極動員我們的學生考研考博來進行延遲就業(yè),同時我們要求我們的大型項目增加一些科研助力等模式,這些就是開源,但是這不是教育的本質,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培養(yǎng)合格的社會主義接班人,這個合格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要符合社會發(fā)展、經濟前進的人才,所以我們更重要的一個是我們的專業(yè)要科學化,隨著時代的調整進一步調整。我們目前提出新工科、新文科、新農科,進行一些文理交叉培養(yǎng)復合型人才,從而增加人才的適配性,這上面目前國家也在做設計,所以我想政府工作報告在這些結構性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們可能確實也需要更新一些觀念,把我們的擇業(yè)觀做一些好的調整。姚洋:我覺得我們的學生就業(yè)一點問題都沒有。首先給我們的年輕人解解壓,因為我們提所謂的大學生就業(yè)難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這些年一直在說大學生就業(yè)難,我們剛好對應九十年代出生的一個小高峰,他們畢業(yè)了。
實際上過去這幾年,我們看到我們的大學生就業(yè),過了一段時間他都能找到,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困難,這都有幾個原因。第一個,我們現在也進入退休高峰期,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退休,從1962年到1964、1965年這三年出生的人最多,我們都是到60歲或者馬上到60歲,所以從今年開始,未來的兩三年里頭,我們是一個退休高峰期,讓出來的位置恐怕會比新加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的人數還要多,所以我覺得年輕人就業(yè)是不用擔心的。
另一方面,年輕人一開始離開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心理適應期,一般人覺得讀了大學,特別是讀了本科之后,想找到一個比較好的白領的工作,恨不得說自己能夠完全決定自己的命運,工資又高,老板不要來管我,但是方方面面又都有保障。出了校門要調整,三年之后你會看到我們幾乎所有的大學畢業(yè)生都找到了工作,哪怕你上的是不太好的大學,但是你的大學教育仍然是有用的。
剛才湯敏老師說隨著技術的發(fā)展,我們出現了很多靈活就業(yè),我還想補充一點,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們老百姓對生活的要求提的也越來越高,特別是生活多樣性的標準提的越來越高,也就是說老百姓在創(chuàng)造很多的需求,這些需求需要一個大學教育才能提供。比如你到上海街頭看一看,會有一些非常小眾的小店,賣一些創(chuàng)意的小藝術品、小家居,這樣的靈活就業(yè)是帶有很強的創(chuàng)意性質的。
我覺得年輕人去嘗試,去做這些事情應該是可以實現年輕人的那種理想的就業(yè)狀態(tài)的,現在技術的發(fā)展又使得靈活就業(yè)在家辦公變的越來越容易,所以事實上我并不是很擔心所謂的大學生畢業(yè)就業(yè)難的問題?!?/p>
王文:現在青年人總感覺對未來不確定性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或有必要或沒必要的焦慮,或者把握不準。
最后一個問題求教三位老師。三位老師都是中國頂級學者,對于時代和國家走勢有著深邃的思考。未來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國際上很多亂局,國內很多社會面臨壓力,三位老師對于未來怎么看,從宏觀視角上,能不能給網友朋友們一些建議?
”
湯敏:這個問題太大,我們談多長的問題,你談未來兩年、一年還是談未來幾十年,我覺得可能對我們一般的聽眾和觀眾來說更關心的是中短期。整個形勢上,國際上的外部環(huán)境一定會比較惡劣,因為疫情、通貨膨脹和疫情以后整個經濟大的結構性的改變,還包括最近的地緣政治這些問題,我們的外部環(huán)境并不是很好。
但是,中國的經濟相對來說,在全世界來看還是比較健康的。我們的政府整個的應對疫情的措施很到位。去年下半年的時候,經濟有一個下滑的過程,但是最后到了第四季度,特別最后幾個月開始有所改變。國家一系列新的政策出臺以后,對中國經濟來說,今年5.5%的增長目標已經比過去兩年平均5.1%要高0.4個百分點,5.5%本身還是比較保守的,未來可能還會比5.5%略高一些。另外剛才我們談到的,所有的政策不管對消費還是投資都有比較大的刺激,我們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出口可能不會很差,因為全世界現在還在疫情里面煎熬,它還是得靠中國這個世界制造中心。
去年我們的出口增加20%多,今年出口應該還是不錯的,也就是說相對來說,中國經濟還是比較好。這里面還有一個挑戰(zhàn),就是剛才提到的就業(yè),在這個過程中就什么業(yè),在哪里做比較好;第二個就是企業(yè)的信心,消費者消費的愿望這些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的推進,這是我的一個基本判斷。
劉元春:大變局時代具有不確定性和焦慮是很正常的,這也是作為社會主體自我保護的手段,但是我想在這樣的大變局中間,我們一定要認清兩個事,特別是從我們中國傳統(tǒng)來看,第一個字就是“勢”,就是世界處于大變局,而變局的主要來源是因為中華民族復興,要打破傳統(tǒng)的格局,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是在我們上升中間,在我們加速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間所面臨的問題,因此,這里面主要的“勢”我們已經看到,你這個民族是在不斷強大,不斷進步的,我們的問題是進步中的問題。所以說再把這一個盡頭縮小一些,我們就會看到,我們的彈性韌性,我們的政策的空間,以及我們的糾錯能力,的確是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只要回顧我們過去四十多年經濟增長狀態(tài)最糟糕的時候,即1997年到2001年的狀態(tài),那個時候姚老師和湯老師兩位前輩可能知道,壞賬率能達到30%多,所以現在說我們的債務率很高,比起九十年代末期,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那么同時現在我們說我們的財政困難,當時60%的縣級財政,基本上支不覆出,所以我們要看到這個“勢”。第二個是“運”,也就是國運,我們會看到當我們在擔憂特朗普的時候新冠來了;當我們擔心新冠的時候,發(fā)現世界的制造都重新回歸到中國了;當我們擔心我們跟美國發(fā)生硬碰撞的時候,俄羅斯事情又出來了。因此,你就會發(fā)現,一個民族在這樣的狀況里面,他的運很好的。如果有“勢”、有“運”,我們大可不必太焦慮,在未來幾年依然會生活的挺好,雖然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小煩惱,但是我認為保持我們對民族的信心,對自己祖國的希望,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本。
姚洋:我覺得從長遠來看,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說的,未來三十年是中華民族千年以來最好的時刻,是中華民族千年以來的高光時代,我對這樣一個判斷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就像剛才湯敏老師說的,我們網友更關心中短期的事,我覺得中國經濟要進入一個新的增長周期。
我們看到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每十年是一個周期,上世紀八十年代增長,九十年代是調整的十年,本世紀頭十年是高速增長的十年,過去這十年是調整的十年。我們又經歷了疫情,現在我們從疫情里面開始復蘇,不光中國經濟在復蘇,世界經濟也在復蘇,大家記住一點,世界經濟復蘇之后,特別是歐美經濟復蘇之后,對中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這是在經濟領域,它不是零和博弈,它是正和博弈。我們剛才談到世界經濟長期低速增長,其實我對這個判斷是有懷疑的,也許過去十年是這樣的,但是從現在開始,我們事實上已經進入了一個AI自動化為龍頭的新的全球擴張、技術增長期,我們看到中國在這一輪技術擴張期里是處在世界前列的,所以我想世界各個地方都有很多的機會,但是最好的機會仍然在中國?!?/p>
王文:的確,剛才三位老師講的,我相信不只是對屏幕前的網友朋友有啟發(fā),對我這樣已經中年化的學者也有啟發(fā),尤其元春副校長提的問題是進步中出現的問題。我們擔心住房、個稅,從歷史的角度看,關心的是生存和溫飽,從全世界的角度講,多數國家現在更關心的恐怕是穩(wěn)定和生存,如何讓國家變的更加長治久安的問題。而我們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今年的關鍵詞就是穩(wěn)字當頭,穩(wěn)中求進,穩(wěn)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社會和每個人的福份和榮幸。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的另外一個關鍵詞,爬坡過坎,爬坡當然是累的,但是累了也不要忘記,爬坡至少表示我們在走上坡路。正如剛才三位老師講到的,在未來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面,我認為我們國家仍然處在一個高光時刻。”
策劃|張仲浩、郭昕妤、越寧編輯|郭昕妤、實習生 魯永琪視頻剪輯|實習生 周嘉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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