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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陳龍

來源 | 遠行客陳龍

編者按

在過去一萬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人類最竭盡全力試圖解決的，一直是生存和經(jīng)濟問題。

無可否認，我們進入了一個相對富足的時代。當人們不受物質匱乏所困，人的生活、思考、情感取向會如何變化？人會選擇過什么樣的生活？人會不會變得更加自由獨立，更加有思想、有情趣？因為有時間去探尋，他們的感情和體驗會不會更加深刻？

隨著經(jīng)濟社會進入豐裕時代，一個社會性格的跳躍式斷代正在發(fā)生。在享受物質的愈發(fā)豐裕之時，卻似乎并未經(jīng)歷思想的愈發(fā)豐饒。長江商學院陳龍教授從經(jīng)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的視角切入，挖掘富足時代的社會心態(tài)背后的深層原因，希望對你有所啟發(fā)。

陳龍

多倫多大學金融學博士阿里巴巴集團羅漢堂秘書長

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

凱恩斯的預判

有很多人已經(jīng)想過類似的問題。1930年的時候，經(jīng)濟學家凱恩斯就寫過一篇《我們孫輩的經(jīng)濟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of our grandchildren）。在那個美國經(jīng)濟剛踏入大蕭條的當口，他準確地判斷說，我們既不應該因為覺得無能為力而悲觀，也不應該因為害怕未知而扼殺技術給社會帶來的可能性。

然后他話鋒一轉，暢想孫輩長大了會面對什么樣的未來。他相信，那是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經(jīng)濟已經(jīng)不再是最大的問題。雖然還有人負責解決經(jīng)濟問題，但每天只工作三個小時已經(jīng)足夠。那時候，是那些用心把生活當作藝術去探索去體驗的人，在決定未來的方向。在凱恩斯看來，物質世界的豐裕意味著精神世界更多的自由和提升。難道不應該如此嗎？

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今年4月加拿大通過了“全民基本收入計劃”，以后每年會給每個家庭發(fā)放不低于2.4萬美元的資金，以保證基本生存權。從經(jīng)濟的角度說，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發(fā)生的方向，就是凱恩斯說的意思。

關鍵是，經(jīng)濟生活情況提高了，人的情感、思想、生活方式，會發(fā)生什么變化？凱恩斯的預測對嗎？

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診斷

凱恩斯寫完那篇文章20年之后，在1950年，美國幾位社會學家（Riesman，Glazer，和Denney）寫了一本石破天驚的書，叫《孤獨的大眾》（The Lonely Crowd），再次嘗試回答那些問題。這是上世紀社會學家寫過的最暢銷的書，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弗里德曼的《市場和自由》，以及穆瑞的《失勢：美國社會政策，1950-1980》一起，并列歸為上世紀對美國社會心智影響最大的幾本書。

二戰(zhàn)后的美國，告別了大蕭條，經(jīng)濟復蘇很快，城鎮(zhèn)化欣欣向榮，消費主導，并且消費升級。一切看起來很好，但骨子里，整個社會卻正在經(jīng)歷技術、文化和心理的巨大沖擊，人處在動蕩不安的情緒里。《孤獨》這本書，就是社會學家對當時社會變遷的詮釋。

是不是聽起來分外熟悉？讓我們回顧一下這本書的主要觀點，順便把問題也回答了。

《孤獨》一書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歷史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大概遵循一個S型：最底下的平線，對應的是農耕時代，人口增長很慢。但這是一個高生育、高死亡的時代。因為死亡率高，壽命短，如果生育率低，人口會很快萎縮。一個婦女生很多孩子，是常態(tài)。在數(shù)千年農耕歲月中，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受制于土地和資源的限制，這是后來經(jīng)濟學家馬爾薩斯推斷的人口悲觀論的典型場景。

然后是“S”往上延伸，人口高增長，對應的是工業(yè)革命時期。隨著生活水平提高、科學知識積累，死亡率顯著下降，但出生率并沒有，所以人口增長快。再往后，又到了“S”的上平線，人口增長率顯著下降，甚至負增長，但原因和原來的下平線完全不同。這一次，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人已經(jīng)不愿意像原來一樣生孩子了。第三個階段，可以叫富足階段，也可以叫大眾消費階段。三個階段人口增長的差異告訴我們，在宏觀層面，生育率是一個經(jīng)濟能力現(xiàn)象，也是一個社會心理現(xiàn)象，很難人為調控。

回到今天討論的主要問題，在農耕、工業(yè)和富足三個階段，人的生活、情感、思想狀態(tài)，有哪些不同？

在農耕時代，因為人應對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生命苦短，世界就像是一個充滿不定性的神秘空間，所以人的主要態(tài)度，是對未知的敬畏，對傳統(tǒng)和規(guī)則的服從，對神的崇拜，反過來很少想到創(chuàng)新，想到通過自己的能力改變世界。

到了工業(yè)革命階段，雖然世界仍然充滿了不定性，但是人已經(jīng)廣泛嘗試通過創(chuàng)新改變世界的力量，這時候的人類，充滿了發(fā)自內心的深思和自信，挑戰(zhàn)世界的勇氣。這是一個內心動力驅動思想的階段。人類思想最豐富的時期，一個是在公元前數(shù)百年在歐洲和亞洲都發(fā)生的主要哲學思潮，一個就是工業(yè)革命時期。在這個階段，達爾文的進化論、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很多根本性的思想，都在改變我們如何理解世界。

我們可能會認為，這樣的趨勢應該隨著技術和經(jīng)濟的進步而加強。但這恰恰是《孤獨》這本書最重要的不同發(fā)現(xiàn)：1950年代的美國，已經(jīng)進入了產品豐富，生活富足，大眾消費的階段。這時候，社會展現(xiàn)出來的最明顯的特征，不是騰出時間來改變生活方式，追求深刻的東西，不是挖掘內心深處，而是通過可比群體的認同，或者說攀比，決定生活方式的品味。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從工業(yè)時代的“內心驅動”到富足時代的“同伴認同驅動”。人最重要的訴求，不再是英雄主義，不是被尊重，而是被愛，被群體認同。一方面，這是因為生活的富足，使得年輕一代在失去經(jīng)濟學家熊彼特描述“創(chuàng)新型破壞”中的奮斗動力。另一方面，城鎮(zhèn)化也讓群體交往和協(xié)同達到從未有過的密度。如果曾經(jīng)有荒原狼，那么富足時代的人，更像一群一群的羊。

說到認同和尊重的區(qū)別，我們不妨回味一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的人類遞進的五層需求：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xiàn)。認同比尊重更重要，說明到了富足時代，大眾的主流需求，會停留在社交層面。

從“服從權威”到“群體表達”。“羊村部落”的形成并不意味著順從；相反，他們會背離原來的服從體系。如果說農耕時代的社會性格是服從權威，工業(yè)時代的社會性格是崇拜英雄，那么富足時代的年輕人，更在意表達自己的意愿，但并不特別在意自己的觀點是否深刻。這種根本的改變，在“前浪”和“后浪”之間，形成了一個斷層。英雄和權威都不再“酷”。沒有意識到這個社會心態(tài)的改變，前浪很容易被后浪拋棄。倒過來，后浪在反叛權威的時候，并不自知，因為沒有經(jīng)歷過前浪。

同伴對比交流和大眾傳媒，成為影響心智最重要的方式。不再認同權威，不再苦讀經(jīng)典，而是同伴互相對比交流，同時電視、收音機這樣的大眾媒體，通過和不同群落對話，深刻塑造著大眾的價值觀。人類從來沒有生活在一個如此關注周圍看法的環(huán)境中。用《孤獨》的話來說，人的注意力，從內心的陀螺儀，變成了時刻掃描世界的雷達。另外，對群體的認同，往往表現(xiàn)在群體內部的價值觀的一致，以及對群體外部的反叛和不寬容。

《孤獨》敏銳地捕捉到了當時美國社會的心理脈動。在隨后的60年代，反文化、反權威運動興起，嬉皮文化誕生。如預測的一樣，這是一個失去英雄的社會的反叛。讓人震驚的是，大半個世紀過去了，或許在表達方式上有所改變，但富足社會帶來的中產階段的這些社會性格，本質上還在延續(xù)，在加深。

如何理解中國當下？

當下的中國，和前面描述的踏入富足時代的美國，很多現(xiàn)象何其類似！

工業(yè)革命和城鎮(zhèn)化帶來的富足趨勢，和大半個世紀之前的美國并沒有本質區(qū)別。互聯(lián)網(wǎng)更讓人時時刻刻生活在社區(qū)，在審視世界的雷達里。

想想一個人幾個小時不看微信，不看看朋友們在關心和討論什么，會何其難受。權威正在受到挑戰(zhàn)，前浪常常被后浪漠視，或者不留情面地評價。沒有經(jīng)過深思的表達和情緒的宣泄，每天都在病毒般的傳播；表達和情緒很重要，但不見得有很多對真相、對深刻的向往。在這個環(huán)境中，人的生活和消費方式、情感取向和世界觀被影響，被塑造。

所以，世界并沒有沿著凱恩斯的判斷發(fā)展，也沒有往馬克思預想的越來越高的精神文明演進。如果我們看一下世界上中等收入以上、相對富有的人，他們中的大部分，并不是開啟新的追求和生活，而是繼續(xù)賺更多的錢，并且消費。客觀而言，無論從思想還是情感上而言，他們都沒有更加深刻。

我想，之所以人類會這樣，本質上是因為，人并非天然深刻，也沒有意愿如此。任何深刻的體驗，都需要消耗能量。所以歷史上深刻的體驗，都是在重重壓力下、在突破現(xiàn)狀中產生的。當富足讓人類有余地和選擇的時候，當壓力越來越小的時候，大部分人的選擇是過簡單、從眾、容易甚至膚淺的生活。這個選擇，藏在我們的DNA里面。

當然，不會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會有人往深、往遠、往自由的方向去。但我相信這不會是大多數(shù)，因為沒有遠足的動力。人本質上是孤獨的，是需要引導的。在以往，他們服從權威，追隨英雄；在今天，他們更在意彼此的評價而非深度。

讓我總結一下這篇文章想要表達的核心觀點：

第一，參看美國發(fā)展史，隨著經(jīng)濟社會進入豐裕時代，一個社會性格的跳躍式斷代正在發(fā)生。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面幾十年展示的是和工業(yè)時期對應的內心驅動的精神，那么現(xiàn)在正在表現(xiàn)出來的是一個新的社會心態(tài)，我們或可稱之為“群落共識時代”。歷史還告訴我們，這個狀態(tài)會延續(xù)下去。

第二，兩個核心因素促成了新的社會性格的形成。第一個因素是更加安逸、有保障的生活，生存壓力的減弱，是這個時代的福音，也是詛咒。

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讓年輕人失去了在思想、情感上深刻體驗和洞察的機會，另一方面也讓年輕人減少了精神負擔，以及對權威和英雄的依賴，甚至產生反叛。年輕的一代不見得深刻，卻可以反叛。

第三，第二個因素是前所未有的城鎮(zhèn)化和移動互聯(lián)，讓每個人都隨時隨地連接在某個/某些“群落”中。

精神的重心從內觀轉變成雷達。通過以群落為載體的更多更快的表達、認同、互相影響，以及數(shù)字媒體的傳播，構成了新的社會性格的重要部分。可以說，每個人都是自媒體，而每個人也在自己編織的網(wǎng)絡中無法逃遁。這個網(wǎng)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個人的生活、消費、思想和情感偏好。

第四，整個社會對這些趨勢的認知是不夠的，更不用說準備。

表現(xiàn)在前浪和后浪在思想甚至語言體系上的互不理解，既發(fā)生在社會上，也發(fā)生在大量企業(yè)組織內部。很多權威和英雄，在飛快被遺忘和否定。很多機構對病毒般傳播的未經(jīng)驗證的觀點和想法，影響到自身，卻感到束手無策。這樣的例子枚不勝舉。

無論喜歡與否，中國的經(jīng)濟社會正在走入富足/大眾消費時代，社會心態(tài)則正在走入群落共識時代。這個時期的社會特征會持續(xù)很久。我們需要有更多的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歷史學家、經(jīng)濟學家，一起來關注社會奔涌的暗流，一起幫助社會降低擁抱變化的代價，增加文明的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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